本文评估了从单边排放价格中退还收入的替代方案，重点关注能源密集型和贸易暴露型产业。理论模型证明，在条件性退还政策下，即使存在排放泄漏和贸易条件变化，或者当政治限制导致排放价格无法完全反映排放的社会成本时，也可以提高社会福利。数值模拟模型量化了在不同退还选项下，对碳价格、社会福利、泄漏、贸易条件、产出和排放的差异。研究发现，当排放价格接近排放的社会成本时，按企业产量比例返还排放收入通常优于其他返还选择；当排放价格显著低于其实际价值时，按排放强度减少返还奖励通常更优。定量结果表明，选择不正确的返还选项会导致显著的福利损失。
理论模型将单边碳定价的福利影响分解为：国内经济碳定价的净成本（即减排成本减去国内排放减少的收益）、贸易条件的变化以及碳泄漏。研究发现，如果排放价格设定低于碳的社会成本，则应通过促进额外减排的方式来退还收入。当排放价格（负面地）影响贸易条件或产生排放泄漏时，退还设计应旨在刺激国内EITE（关键工业技术）行业中的产出。
数值模拟模型使用多部门多地区的全球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量化了不同退还方案对美欧经济体中高技术产业（EITE）的影响。数值结果证实了基本的理论洞察：最优的退还方法取决于排放价格相对于碳的社会成本的相对水平。如果排放价格被限制在远低于碳的社会成本之下，基于减排的退还方法相对于其他退还方法能带来更大的福利收益。这种方法可以产生减少排放的最大激励，并有助于补偿次优的较低的排放价格。如果国内排放价格设定在接近碳的社会成本的水平，最好使用基于产出的退还给EITE部门的厂商。这种方法最有效地支持国内EITE厂商的产出，从而限制有害的排放泄漏。在中等水平上，数值模拟表明基于强度的退还最有效，这可以由以下事实来解释：基于强度的退还既有基于减排的退还元素，通过刺激额外的减排，又有基于产出的退还元素，通过支持EITE产出。
研究结论为关于子全球碳定价的大量文献做出了贡献。在最优税收框架内，广泛审视互补性贸易措施的使用。研究结果表明，根据具体情况——包括折价程度、泄漏风险和国内减排机会——不同的返利策略可能更受欢迎。当国内排放折价严重而泄漏风险较小的时候，基于减排的返利策略最为理想，因为主要目标是实现更多的减排。随着越来越多的碳的社会成本被内部化，用一些产出支持来应对泄漏问题变得更加重要。能够同时做到这两点的基于强度的返利选项可以形成一个有用的过渡选项，尽管它们在主导的情境范围内似乎更小。一旦排放价格反映了足够的社会成本，基于产出的返利似乎足以解决国内对国际溢出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