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观点（258期）

2023年/总第258期 目录 聚焦中国 限制在华美国投资新规很难执行............................... 3 导读：美国政府最近在寻求限制美国对华技术转让和投资，但该计划细节尚不明确，并可能导致很多问题，例如当前的管控手段很难面面俱到，管控范围的划分可能导致对中国影响有限，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过度管制可能影响其他投资者对美信心，从而使其失去金融中心地位。因此，该举措需要缓步慎行，并不断通过数据来验证效果。 世界热点 导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部门编制的《美国经济概况》旨在提供当前经济和金融发展相关的全面概述，包括劳动力和金融市场，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以及全球经济。此外，概况还涵盖了一些特殊主题，例如商品价格走势、劳动力市场情况。本文的分析基于截至2023年5月10日的数据。 去美元化是否正在发生？.................................... 25 导读：最近有很多关于美元失去全球主导地位的讨论。本专栏认为，尽管有证据表明美元在外汇储备中分配的份额有所下降，但有关美元不再是全球主导货币的报道则是严重夸大。美元份额下降背后的因素包括中央银行需要干预外汇市场和利率变化，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是制裁产生了影响。美元很大程度上是在向非传统储备货币转变。 从硅谷银行的非受保存款挤兑中吸取教训....................... 31 导读：对在破产的硅谷银行持有大量存款的现金充裕的公司的公共救助，清楚地表明，社会仍然受制于未受保的索赔权。本文建议，当资金流出规模变大时，通过闸门（即临时或部分暂停赎回）和浮动定价相结合，可以应对任何未受保存款的索赔权。这将确保企业获得所需的流动性，而不会造成资金流出升级，同时避免保证存款绝对安全。 国际金融与地缘政治........................................ 34 导读：最近的事件，特别是美国及其地缘政治盟友对俄罗斯实施的金融制裁，以及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经济和政治紧张局势，凸显了地缘政治在塑造全球货币和金融关系中的作用。这些事态发展对未来的影响将取决于美中紧张关系如何发展。在下文中，我将考虑两种情况：现状情况和关系中断情况。前者将看到渐进的国际储备和金融资产更多从美元转向人民币。后者认为，国际金融体系将分化为以各自货币为中心的两个竖井，对全球经济产生极具破坏性的影响。 全球治理 欧盟面临的长期财政挑战.................................... 47 导读：自2020年以来，欧盟遭受了两次大的冲击，这给欧盟带来了新的财政挑战。新冠病毒大流行和俄乌冲突引发的后续价格冲击，导致更高的债务、更高的预期实际利率和更高的公共投资需求，从而增加了欧盟的长期财政压力。这份政策简报对这些影响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定量评估，并讨论了政策建议。 瑞士信贷:过大而无法管理，太大而无法解决.................... 62 导读：2023年3月硅谷银行和瑞士信贷的挤兑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银行业监管、清算和政府干预的关注。本专栏分析了瑞士信贷挤兑及其最终被瑞银(UBS)收购的细节。这凸显了官方声明与瑞士信贷和瑞士当局实施的措施之间的多重差异。此外，报告认为，2007-2009年危机后采取的改革措施仍不足以解决系统性机构问题。展望未来，当局必须能够在失败风险变得过于严重之前迅速采取行动并实施纠正措施。 对地缘政治的思考.......................................... 69 导读：最近地缘政治的概念在公共辩论中被广泛使用。本文主要探讨了这一概念在研究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贸易和投资政策方面是如何演变的。本文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20世纪初出现的这一概念的起源，并且梳理了这一概念是如何在冷战时期被主流理论边缘化的，尽管后来它被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家含蓄地接受了。然后，本文描绘了20世纪90年代政治经济的自由主义转向，以及随着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强权政治如何进一步退居幕后。直到2000年代，强权政治才慢慢回归。过去10年，学术界和政界都见证了地缘政治令人惊讶的复兴。本文描绘了这种新的地缘政治变体的轮廓，即超级大国竞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混合，并提供了一些关于决定论情景的危险和缓和未来地缘政治的方法的思考。 限制在华美国投资新规很难执行 Martin Chorzempa/文申劭婧/编译 导读：美国政府最近在寻求限制美国对华技术转让和投资，但该计划细节尚不明确，并可能导致很多问题，例如当前的管控手段很难面面俱到，管控范围的划分可能导致对中国影响有限，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过度管制可能影响其他投资者对美信心，从而使其失去金融中心地位。因此，该举措需要缓步慎行，并不断通过数据来验证效果。编译如下： 在要求明确对华经济和安全政策的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在最近几周派出了两名高级特使，在各种场合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但是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的演讲中留下了无数悬而未决的问题——最具体的是，华盛顿将如何在不警告合法投资者和扰乱世界贸易体系的情况下，限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和投资。 4月27日的布鲁金斯学会上，沙利文通过长篇大论重申了耶伦的评论，称华盛顿并不寻求阻碍中国的经济繁荣，只服务于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他否认美国的目的是实施“技术封锁”，并“将制裁范围缩小在改变军事平衡的技术范围内”。但他援引外界对中国军事和政治野心的担忧，为以减少与中国贸易和投资活动为目的的制造新工具、加强旧工具的行为提供理由，因为这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许多投资者和其他观察人士预计，沙利文和耶伦将给出一项新的、极具争议的工具的细节，该工具将限制某些在中国具有重大国家安全影响的特定敏感技术领域的美国投资。他们对这些工具的描述含糊其辞，这一事实似乎反映出政府在如何平衡计划执行的限制措施与继续在中国投资中持有股份的私营部门的担忧之间面临挑战。 耶伦表示，新规则将“范围狭窄，目标明确”，这显然是为了安抚那些担心即将出台的命令可能会过度干涉，从而大幅扩大政府对美国公司海外活动的权力，使其处于竞争劣势的担心。 但为了避免重大意外后果，任何此类制度都需要精心设计，并专注于几项关键技术。应该增加一个更全面的数据分析模块，以加强对该制度在必要时可以涵盖的剩余风险的了解。理想情况下，计划中的声明既可以帮助安抚那些认为需要增加新的权力来限制美国在中国的投资的声音，也可以平息那些担心此举破坏美国商业的担忧。 要堵上的漏洞？ 对中国投资的新限制，将是美中经济对抗升级的最新一轮攻势。比如，国会加强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States，CFIUS）的权利，并设立了审查某些美国公司海外投资的权力。但CFIUS只负责在美国的投资。 因此，国会在2018年对审查对美投资和控制商品和技术出口的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主要为了解决对中国的担忧。特朗普政府还设立了新的权力机构，以阻止对与中国军方有关的公司的投资。更进一步，拜登政府去年10月宣布对中国敏感技术实施全面出口管制，切断了中国购买先进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的能力。 此外，拜登政府为《芯片法案》（CHIPS Act）建立了一个护栏，该法案限制被补贴者在中国的投资。特朗普在2020年发布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个人和公司投资被美国财政部列入中国军事公司（CMC）名单的公司的公开交易证券，以确保美国资金不会支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正在部署的另一个工具是财政部“特别指定国家”名单上的金融制裁。与名单上的实体进行商业交易，可能会受到被全球大部分金融体系拒之门外的惩罚。到目前为止，它更像是一种很少用来对付中国的核武器，但现在出现了把它应用到华为这样的公司的提案。 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并不监管资本流动本身，而是监管向外国个人转让的数据、蓝图、技术甚至专有技术。[1]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外。这些管制还禁止美国个人和公司帮助中国发展先进半导体。然而这一禁令并非面面俱到。在这份CMC名单中，私募股权对初创公司的投资未被触及，且以枚举实体名称方式形成的名单难免会挂一漏万。 界定对外投资一直具有挑战性。 拜登政府和国会两党小组难以就对外投资控制的目标、范围和设计达成共识。参议员John Cornyn（R-TX）和Robert Casey（D-PA）试图获得国会对他们提出的《国家关键能力防御法案》（National Critical Capabilities Defense Act，NCCDA）的支持，但该法案由于被担心措施过于宽泛而功亏一篑。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与私营部门和其他专家进行磋商的努力还没有结果。尚未有规则草案发布供公众辩论。 媒体报告暗示即将出台的行政命令将从小处着手，限制美国对先进半导体、量子计算以及与军事和监控相关的某些类型的人工智能的投资，但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公司和个人哪些类型的投资可能受到新制度的影响。该命令必须说明是否会影响以下内容： 个人和基金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基金对初创企业的投资。这可能针对管理基金及其投资的普通合伙人，也可能针对许多自己投资但不管理基金的有限合伙人。美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例如在中国的研发或生产设施，无论是独资还是与中国合作伙伴合资。 美国公司的子公司或外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采取的行动。 同样不清楚的是，该命令是否会列出直接禁止投资的行业，还是会成立一个类似于CFIUS的审查机构来批准、修改或拒绝交易。同样复杂的是什么是“美国人”，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这些定义并不简单。美国公司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都有子公司和合资企业，许多美国投资基金都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即使在纽约操作全局，依然是从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中国公司也有大量的海外业务，中国公民可以成为硅谷创业团队的一部分。制定了该制度的前拜登政府官员彼得·哈勒尔（Peter Harrell）说，“新的政策、法律和资源问题”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意外后果”。 美国政府最终必须决定，它主要关心的是资本的影响，还是专有技术/技术转让的影响。如果是资本，对中国的影响就小了。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在2019年底管理约2800亿美元，而美国在2019年底为4030亿美元。最近一份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的报告发现，按价值计算，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只有37%的融资轮次包括美国投资者。显然，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以及其他行业的科技初创公司并不依赖美国资本。[2] 盟友的问题 美国基本上将是唯一拥有这样一个政权的国家。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只有韩国和日本有对外投资审查/限制制度，而且两者的目标范围都很窄。韩国的规定就像《芯片法案》的护栏一样，只适用于拥有“政府补贴研发的国家核心技术”的公司，而日本的行业清单只包括武器、皮革和毒品。欧盟虽然已经做出了制定对外管控政策的积极信号，但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实施。 即使新制度开始时的范围很窄，但如果投资者为了规避新制度带来的风险或因为在中国投资的繁文缛节而逃离，对未来扩大的预期可能会危及美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3] 对美国投资的限制应该认识到，无论不让中国科技公司获得金融知识和国际认可能带来什么安全收益，向美国人投资的在其技术领域处于或接近领先地位的中国科技公司学习的潜在利益都有可能将其抵消。对中国敏感技术的投资存在合理的担忧，而且有很好的理由站在道德立场上要求阻止美国投资者为中国的技术提供资金，因为这些技术会导致侵犯人权或军事现代化。不过，政策制定者应该意识到，这些控制措施的效果可能有限。以前对美国投资者的禁令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在其利用面部识别技术来分析中国的维吾尔人之后，美国将中国最大的人工智能公司之一商汤科技（SenseTime）列入CMC名单。尽管它已经在出口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