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田螺姑娘”：家务数字化与女性劳动隐形化研究

典型研究 DianXingYanJiu 数字时代的“田螺姑娘”：家务数字化与女性劳动隐形化研究 □宋美杰幸宇芳 摘要：本研究结合隐形劳动、技术女性主义理论资源，探讨数字化家务为何被塑造成女性的任务。数字技术与智能设备让家务劳动摆脱了空间的束缚，呈现出线上化、灵活化、去身体化的新特征，但技术的中介性与劳动的离身性也将家务转化为一种隐形劳动。以手机为对象的手指操作与界面劳动隐匿了劳动过程，以微信群为中介的沟通任务因文字化、私人化而导致情感劳动“不可见”。数字化家务增加了女性家务劳动与情感劳动的复杂程度，塑造了一种随时在线的劳动状态。技术与平台的宣传共谋、家庭成员/两性之间的协商互动构建了数字家务以女性为主导的氛围。人工智能技术并非仙女棒，而是与看不见的家务合谋共同塑造出了数字时代的新“田螺姑娘”。 关键词：家务数字化；隐形劳动；智能家居 随着社会工业格局的演变，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长久以来的性别分工惯性尚未改变，这要求她们频繁地穿梭于工作和家庭之间，在“职场女性”（workingmother）和“消费主妇”（Mrs.Consumer）的角色之间来回切换［1］。网络与智能技术在家务领域的创新性应用，如网购买菜、数字育儿、线上缴费、智能扫地机等实现了劳动的数字化、自动化，帮助女性减轻了家务负担。与传统家务劳动相比，家务数字化调动了更多的技术与社会资源，并深度地融入了通信、物流、网络等城市基础设施之 中。家务数字化似乎让女性的生活相较于母辈而言更为轻松，媒体新闻、广告文案、社会舆论也营造出一种“数字技术解放女性”的乐观叙事与社会话语［2］［3］。 家庭内部的身体和情感劳动与更多的硬件设备、软件应用、社会关系绑定在一起，这一方面要求家务劳动者更新原本的劳动方式，学习、熟练使用大量的新技术；另一方面，原本需要身体在场与操演的家务活动被挪移至数字空间，女性似乎成了数字时代的“田螺姑娘”，劳作与付出变得越发“不可见”了。那 么家务数字化如何解放了需要兼顾家务劳动与职场工作的女性群体？家庭空间中的身体操劳转化为网络空间中的数字劳作，又给女性带来了怎样的新困境与困惑？对上述问题的探究构成了本研究出发的起点。 一、家务的数字化与隐形性 数字化家务是指需要借助或依托数字技术来完成的家务劳动，可分为“传统家务的数字化”与“数字化带来的家务”两种类型。“传统家务的数字化”是指家务活动本身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就存在，但随着数字技术进入家庭领域，部分家务劳动可以借助新硬件设备或软件服务实现“线上处理”或“自动化完成”。如买菜这项家务劳动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已经基本实现了数字化，《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底，社区团购覆盖用户规模超6亿人［4］。此外，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家居设备进入家庭领域，又将家庭数字化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推进。例如，普及度最高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基本实现了家庭清洁的“自动化”。“数字化带来的家务”是指数字技术进入家庭带来了以前没有的家务工作，例如在过去十年中，家庭生活和学校教育的数字化增加了在线形式的家校沟通，微信群、QQ群的嵌入让家长与老师得以保持远程沟通，方便管理儿童的学习教育这项关键的育儿家务，也增加了“打卡背诵”“帮助孩子上传作业”等线下家校沟通中没有的任务。 数字化家务在帮助劳动者减轻家务劳动负担、提高家庭生活质量方面展示出巨大的潜力。但若从技术哲学的视角出发，我们也需要警惕，一方面人通过技术存在于世界，另一方面技术作为“座驾”也蕴含着“中介化力量”，即技术在使用过程中也塑造着人的身体行动、体验与交往，中介着人与世界的关系［5］。其中，数字技术与家务劳动的结合，对个体、家庭与社会而言，最显著的中介化作用是“隐形性”。从劳动性质、社会分工层面来看，家务活动本身便具有隐形性的特征，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进入家庭空间，这种隐形性又呈现出怎样的新特性？本部分主要从劳动过程、女性主义、数字劳动三个维度出发，将隐形性作为一个敏感性概念使用，分析数字技术进入家庭空间后，家务劳动隐形性的变化趋势。 1.从劳动效果“不可见”到劳动的离身性 家务劳动过程本身就具备隐形性的特征，近年来，日本“隐形家务”（又被统称为“无名家事”） 概念的提出，将家务劳动“不可见性”的问题揭示出来，并引发了东亚社会的普遍关注与讨论。隐形家务是指“一般没人提起、说不出名字的、但又必须有人去做”的家务，包括“做菜前构思菜单”“洗衣服之前补充洗衣液”“为空了的垃圾桶套上垃圾袋”“把握日用品库存”等一共163项。这些琐碎的家务源源不断，由于其劳动效果的“不可见”，做的人很少产生成就感，也无法得到家庭成员的赞美［6］。语言体现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的广度与深度，因此，越为重要的领域就包含了越发细致、丰富的命名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生发出的“无名家事”，这一概念命名本身就映射了社会整体对家务劳动的忽视。 无名家事将家务劳动效果隐形的问题呈现了出来，而数字技术的人力劳动替代性、数字平台的中介性与身体活动到信息活动的转化，导致了家务劳动过程本身的“不可见性”。马里安·克莱恩（MarionG.Crain）等人在《看不见的劳动：当代世界的隐身工作》中提出“离身劳动”（disembodiedlabour）的概念，指的是基于数字技术的劳动出现时空的泛在化的特点，劳动在空间上是分散的，它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包括私人住宅、公共咖啡厅、职场空间等等；在时间上也是分散的，比如在朝九晚五工作的间隙，以及周末和假日［7］。商品流通系统、家政服务市场构成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智能化支持网络［8］，数字化家务的主要操作界面是手机。与冰箱、洗衣机这种家庭公用技术物品不同，手机具有更强的私人化特征，因此一般情况下由个人单独使用，无法在家庭中公开可见。手机的操作还具有脱域性的特点，不像操作微波炉或电饭煲那样需要具身、具体的接触性操作。例如女性可以利用上班时间远距离完成食材采购任务，因此个体在通过手机的交互界面单独进行家务操劳的微观过程很难被其他家庭成员直接了解［9］。家务劳动过程中的人-人、人-物的直接接触和互动转变为“人－平台－家务活动”的操作链条，这导致家务活动本身也成为一种“看不见的劳动”。 家务与数字平台的结合（在线购物、在线家政服务平台等）改变了家务劳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技术与家务结合，发掘了家务劳动的商业价值，家务在“名”的层面显著提升，如“生鲜电商”“社区团购”“全屋智能”成为资本领域近两年的热门概念。但一些数字化家务劳动的成果也具有“不可见性”，例如对家庭电脑的整理、基于儿童智能手表的信息沟通、家长微信群的沟通，这些非物质劳动过程及其成 果都隐藏在了智能设备的界面之中，劳动主体之外的其他家庭成员无法察觉。 2.从身体性的无偿劳动到数字化的幽灵劳动 阿琳·卡普兰·丹尼尔斯（ArleneKaplanDaniels）最早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提出了“看不见的工作”（invisiblework）这一概念。她深刻地揭示了家务工作被视为无偿劳动导致女性文化和经济上被贬低的现象［10］。随后，这一概念被扩展到描述各类女性化的再生产劳动，如家政工作［11］、母乳喂养［12］、情感劳动和护理工作［13］。艾琳·哈顿（ErinHatton）从文化、法律、空间三个角度分析了“隐形劳动”的内在生成机制：社会文化机制是指劳动因霸权文化意识形态（性别、种族、阶级、能力、性、年龄等）而被视作理所当然或贬低；社会法律机制是指那些所谓“隐形劳动”的范畴被法律文本中关于“就业”的正式规定排除；社会空间机制是指有些工作范畴常常处于文化所定义的工作场所之外。这些机制是相互交叉、相互构成的，掩盖了发生在私人家庭或正式工作场所进行的工作［14］。 上述隐形劳动的共性在于，工作没有报酬或酬劳过低、未被承认或被低估。由此可见，“隐形劳动”可以归结为对某项劳动本身的轻视和边缘化，或指对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的掩盖或忽视。在家庭的数字化劳动中，女性掌控了家务工作时间与空间的主动权，她们在数字化家务实操流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前端的决策与沟通、中间的对接、后端的收尾。但与传统的家务劳动无异，这种劳动仍是无偿的、非生产性的，并且在技术中介过程中，她们的劳动被“折叠”、隐匿。 一方面，家务劳动与数字化劳动的结合，进一步加剧了家务劳动的隐形程度。在对数字化工作的研究中，玛丽·L.格雷（MaryL.Gray）指出我们习惯并乐于接受人工智能等技术带来的自动化服务，但人工智 能的荣耀一半应归功于它冒名顶替了那些默默完成工作、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并撰取了他们的劳动成果，在众多自动化技术背后存在着一批“销声匿迹”的影子人，即“幽灵工人”（ghostworkers）［15］。如果说“幽灵工人”是在生产领域中负责自动化工作流程“最后一公里”的人，那么家庭中的女性则构成了数字化家务背后的“影子人”之一。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中介性与连接性也带来了劳动中肉身的“消失”。这里的“消失”并非指家务劳动脱离了物质的身体，而是指与传统家务劳动过程中显著的身体劳动相比，数字化家务中身体参与度大大降低了，数字技术重新装配了女性劳动的身体姿态。以静态的坐姿取代身体移动和操劳，劳动的肉身“藏身于屏幕之后”（behindthescreen）［16］，因此数字技术降低了家务劳动中身体的“可见性”，造成劳动主体的付出被遮蔽。 二、研究问题、对象与方法 家务劳动一直被女权主义学者理解为塑造性别压迫和规训性别身份的一个关键场域［17］，数字化家务以其高效省力的优点掩盖了家务劳动主体的投入，但家庭内的数字劳动不仅在实际生活中成为一种隐形的付出，在学术领域数字化家务与女性数字化家务劳动的相关研究也付之阙如。因此本文以隐形劳动的视角切入，思考数字化家务实践及其对女性的影响，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在数字化家务中，智能设备与应用平台的技术中介性与劳动离身性如何使女性的家务劳动隐形化？“数字化”对肩负工作－家庭双重劳动的现代职场女性造成哪些负面影响？社会与技术如何共同塑造数字时代的性别家务处境？ 表1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编号 居住城市 年龄（岁） 职业 家庭成员 S1 珠海 50 私企文员 丈夫、儿子（已成年）、女儿（已成年） S2 梅州 30 私企会计 丈夫、婆婆、儿子（未成年） S3 梅州 33 基层公务员 丈夫、女儿（未成年） S4 佛山 36 国企员工 丈夫、女儿（未成年）、女儿（未成年） S5 广州 34 私企员工 丈夫、公公、婆婆、儿子（未成年）、女儿（未成年） S6 珠海 31 新闻主持人 丈夫、女儿（未成年）、女方父亲 S7 深圳 27 自由职场者 未婚、伴侣二人 （续表） 编号 居住城市 年龄（岁） 职业 家庭成员 S8 深圳 40 自由职场者 丈夫、女儿（已成年）、儿子（已成年） S9 惠州 30 教师 丈夫、婆婆、女儿（未成年）、儿子（未成年） S10 福州 48 私企员工 女儿（已成年） S11 福州 29 私企员工 丈夫、儿子（未成年） S12 珠海 32 事业单位 丈夫、儿子（未成年）、女儿（未成年） S13 福州 37 自由职业 丈夫、儿子（未成年）、母亲、保姆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法，选取了来自东南沿海省份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的共13个家庭。受访者来自不同城市，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避免形成一个过于同质化或单一来源的参与者群体。访谈对象的年龄在27～50岁，平均年龄为35岁，除了一位受访者未婚未育，其他12位受访者均为已婚已育状态。她们从事的工作类型多样，家庭成员组合多样，由于职场工作繁忙，都长期使用手机以及各类应用软件完成或转移家务劳动。每个访谈的时长为90～130分钟不等，访谈提纲涉及数字设备使用、数字化家务实践细节（包括家庭日用品的网购、社区团购、与老师保持线上沟通、智能家居使用、生活线上缴费、家庭电子资料整理等）、家务劳动分工、人口统计学因素等等。此外，研究者也通过朋友圈、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关注对方的生活状态，从更多维度了解研究对象。 三、“田螺姑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