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专题：找工or招工？中美劳动力市场对比

摘要 中美失业统计口径有明显差异，近期趋势也有不同。从数据看，疫情后美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增速之间出现与之前不同的趋势。金融危机后至疫情前，失业率与职位空缺率之间大致呈反向相关关系，失业率波动下行，职位空缺率上行，疫情复苏后经济不强，但劳动力市场强劲，与疫情前趋势呈现明显不同。 但中国的情况则是，就业市场和经济复苏的情况基本一致。从统计情况看，美国失业人口相关数据披露较细，统计口径与中国有所不同。美国的失业人口为16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且在过去四周内积极寻求工作却不成功的人；我国的调查失业人口同样是16岁及以上，但是在过去三个月内积极寻找工作却还没有成功就业的人。美国的失业率统计口径来源主要有两种：CES和CPS，我国失业数据的统计与CPS更为相似。美国劳工部列出了用六种失业人口口径定义的六档失业率（U1至U6），我国失业率细节披露方面还有细化空间。 美国、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不同的结构性问题。总体：美国方面，劳动力市场有较明显的二元性特点，若将全部的劳动人口按照换工作频率及失业特点重新划分，可以得到3个特点明显不同的类别，第二个类别对于经济的敏感程度相对更高，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指向效果较总的失业数据及其他类别都更加明显。但三类别不能直接观测，可用其他可观测指标代替。中国方面，与美国第二类别对应程度较高的是我国的灵活就业人群，目前占整体就业的比重也较高，灵活就业群体难以精准画像，整体呈现出三大特点。分结构：美国方面，人口老龄化、性别因素、不同地区流动情况都使得劳动力参与率趋降；中国方面，青年失业率持续升高的情况受到较多关注。 从劳动力缺口看，中美劳动力市场的未来。美国方面，从最新数据看，美国劳动市场仍较强劲，但细项指标继续放缓。美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缺口近期趋于收敛，但长期或重拾扩大态势。疫情后，美国劳动力市场强劲同时源于供给受限和需求旺盛，疫情后美国劳动力缺口在2022年3月达到峰值605.5万人后，逐渐收敛，降至2023年5月的351.9万人，6月缺口略有回升，但距离疫情前的97.6万人仍较多。从长期趋势看，中长期劳动力的供给受老龄化、社会因素等多重影响下仍有下行压力，同时需求端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变化的催化下或有下降。中国方面，存在结构性劳动力缺口问题，总量缺口较大，近期政策较密集，就业改善可期。 风险提示：美国政府债务触及上限较快，美国需求端回落较快。 在此前的专题《如何从美国当下的信号，看未来的变化？》中，我们曾指出失业率的变化与经济周期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情况较稳健，但要关注四季度的变化情况。当下，美国劳动力的细项指标出现放缓，在本篇专题中，我们对比了中国和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别从统计口径、结构问题及劳动力缺口的角度来详细阐述，并对未来的变化进行展望。 1中美失业统计口径有明显差异，近期趋势也有不同 从数据看，疫情后美国劳动力市场整体和经济增速之间出现了与之前不同的趋势。疫情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集中体现在2020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速从2020年一季度的0.82%下滑到二季度的-8.35%，三、四季度分别为-2.02%和-1.52%；之后受巨额纾困政策与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撑，美国经济在2021年大幅反弹，四个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分别为1.19%、12.46%、4.96%和5.72%。到2022年，随着美国财政刺激政策的逐渐退坡再加上货币政策的紧缩，经济同比增速逐渐回归疫情前，环比增速在上半年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进度技术性衰退，整体经济增长动能趋缓，三季度开始，虽然GDP环比增速反弹为正，但经济动能趋弱的整体情况并没有改变。回顾历史，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GDP同比增速在2010年回正，2010年至2019年间，美国GDP同比增速都在0至4%之间波动，平均值为2.25%，同期对应的失业率平均值为6.22%，职位空缺率平均值为3.46%。然而，2020年经济逐步恢复后，2022年至今，美国GDP季度同比增速平均值为2.02%，与2010-2019年间差距不大，但同期失业率的均值为3.61%，职业空缺率均值为6.61%，失业率平均值较之前明显下降，但职位空缺率平均值较之前上涨。从趋势上看，金融危机后至疫情前，失业率与职位空缺率之间大致呈反向相关关系，且失业率总体波动下行，而职位空缺率波动上行，经济增速大致在4%-4.5%区间波动；2022年以来，失业率基本稳定在3.5%-4%之间，处于历史较低位，而职位空缺率呈明显下行趋势，且明显高于疫情之前水平。总的来说，目前的经济不强，但劳动力市场强劲，与疫情前趋势呈现明显不同，这与劳动力市场结构及经济本身的变化有关。 但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明显不同，就业市场和经济复苏的情况基本一致。从指标变化看，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积同比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变化相关度较高，基本呈现同向变动。我们也从疫情前及疫情暴发之后分别看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的变化情况：2010年-2019年间，GDP同比增速从10%以上回落至6%左右的水平，但总体仍在高速增长，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的平均值为8.81%，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计同比增速的平均值为0.24%。2022年以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的均值为4.03%，同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计同比增速的均值为-2.21%，两者较之前都有所回落，指向经济仍在恢复中。从趋势看，疫情前，工业增加值增长趋势与城镇新增就业的增速变化基本一致，疫情后，也呈现出较明显的变化一致趋势。大致趋势没有变化，但疫情前工业增加值增速一直高于城镇新增就业的增速，但2022年后，两者的差距在缩小。 图1：美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变化与之前不同 图2：中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变化规律与之前一致 美国失业人口相关数据披露较细，统计口径与中国有所不同。美国的失业人口为16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且在过去四周内积极寻求工作却不成功的人；我国的调查失业人口同样是16岁及以上，但是在过去三个月内积极寻找工作却还没有成功就业的人。 根据《2022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22年末，美国拥有非机构劳动人口2.648亿（不包括军人和监狱服刑人员）。其中，登记和申请就业的劳动人口总和（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相加）为1.65亿人，就业人数1.59亿，就业率60.1%，劳动参与率为62.3%，失业率3.5%。 美国的失业率统计口径来源主要有两种，由美国普查局先做的当期人口调查（CPS），再由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统计的住户调查失业率，以及基于BLS与州政府的就业机构针对用人单位统计汇编的当前就业统计（CES）计算出的机构调查失业率。从调查方向看，CPS主要通过人口统计细节来衡量非机构平民的劳动力状况，如性别、人种等，而CES调查通过行业和地理细节衡量非农部门的就业、工时和收入；从调查范围和人数看，CPS调查有6万个家庭（约11万人）作为样本，覆盖美国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劳工部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下，每月抽取其中的四分之一作为调查对象。CES每月调查12.2万个商业和政府机构所覆盖的约66.6万个工作地点总人数约4800万，所调查人口占美国非农就业人口总数的约三分之一，市场所熟知的非农就业岗位变化数据也是出于对企业的调查，而且约40%的企业调查样本为员工人数少于20人的中小企业。CPS与CES相互独立并互为补充，两者数据来源不同，收集方法、计算程序以及反映情况也各异。总体而言，CES覆盖面更广，但在经济发展转折期，基于家庭部门的CPS通常更精确。美联储和市场较关注非农就业情况及ADP就业人数（覆盖40万家企业和2400万员工）变化。就我国而言，失业数据的统计更像CPS，以大陆地区所有住户为总体，采用两阶段抽样方法，第一阶段采用分层、与住房单元数多少成比例的抽样方法抽取居（村）委会，第二阶段采用随机等距抽样在抽中的居（村）委会中抽取住房单元，并对抽中住房单元内的所有人员进行调查。根据“在95%的置信度下，将城镇调查失业率相对误差控制在3.5%以内”的要求，全国每月总共调查约34万个住户（住房单元，2023年5月统计局披露，2018年时为12万户），其中25万户在城镇抽取，约9万户在乡村抽取。我国统计失业人口调查口径，主要有三点与美国有较大差异。其一，周工作一小时及以上属于就业（灵活就业），不属于失业劳动力的调查数据之内，国外成熟经济，一周工作15小时或者20个小时之内的，都算失业人口；其二，我国失业率调查覆盖了城镇和乡村，调查对象包括城乡所有人口，但根据居住地是城镇或农村不同内分为城镇调查失业率和乡村调查失业率；其三，应届的毕业生，没有寻找工作，或没有工作意愿，不被统计在就业和失业情况之内。 表1：CES和CPS的统计方法对比 就失业率本身，中美披露的指标也有差异。失业率因受经济状况、就业失业制度、人口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失业率差异较大。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网站上详细列出了用六种失业人口口径定义的六档失业率（U1至U6），官方使用的基准失业率为U3，一般U1和U2低于U3，而U4、U5和U6高于U3。具体来看，U1代表失业15周或以上的劳动力占劳动力人口的比率；U2是当月失去工作或打零工的劳动力占劳动力人口的比率； U3是年满16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并且在过去4周内积极寻找工作却不成功的劳动者，符合国际劳工组织（ILO） 的统一定义；U4是U3基础上加上失意就业者（discouraged workers），即认为现有经济环境中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人群；U5计算的是U4加准待业人口（marginally attached workers），即有意愿且有能力工作、但因各种原因近期没有积极寻找工作的劳动者；U6覆盖的是U5加上希望寻找全职工作但因各种原因找不到全职，只能暂时打零工的兼职劳工。可以发现，U6所覆盖的劳动力信息范围最广，但U4至U6当中超出U3的部分没有算在就业人口中。U3和U6之间差异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问题。此外，劳工统计局每月也会发布“职位空缺与劳动力离职调查”（JOLTs），公布的数据包括自愿离职人数、职位空缺数量、职位空缺率、聘雇率等。 除失业率和职位空缺情况，市场也较关注周度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情况。对比美国，我国失业率细节披露方面还有细化空间。我国披露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按人口流动区分的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按年龄区分的16-24岁、25-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以及按教育程度区分的主要劳动力25-49岁劳动力中的初中及以下学历、高中学历、大专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劳动力调查失业率。此外，还披露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量和变化情况。 我国劳动力调查制度主要针对家户进行抽样，会遗漏掉集体居住的青年，产生对工厂、企业宿舍集中居住的员工，以及对住校的在校生等就业群体统计不足的情况。 2美国、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不同的结构性问题 2.1总 ：美国整体就业市场的三个类别，中国的灵活就业 按换工作的频率与失业的特点重新划分，美国劳动力市场有较明显的二元性特点。通过前文，我们细致了解到，失业主要关注有工作意愿但在一个月没找到工作的劳动人口，也就是明确区分就业、失业和未参与劳动力，但若将全部的劳动人口按照换工作频率及失业特点重新划分，将得到3个特点明显不同的类别。2023年7月，Hie Joo Ahn, Bart Hobijn, and Aysegul Sahin在美联储发表工作论文揭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问题，采用1980至2021年间CPS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估计隐马尔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来说明这种结构。第一类别的人主要指工作较稳定、很少失业的群体，与第二和第三组不同的是，即使失业也可以较快的找到新工作，此类别的人约占总劳动人口的55%，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及摩擦与这个类别的人关系较小。第二类别的人主要是指工作更换频率高、流动性高对应失业率也较高的群体，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