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回顾了20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当时是由西欧少数国家主导的欧洲内部产成品小循环与全球原材料大循环。然而，随着航运成本的下降，美俄廉价粮食冲击欧洲市场，农业与经济陷入大萧条，各国重新掀起贸易保护浪潮，全球化转入竞争和对立时期，关税水平大幅提高，贸易条约“武器化”特征日益明显。1890s欧洲全面转向保护主义，全球化却在这一阶段走向新高。在人力成本相近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使得后发国幼稚产业弯道超车。随着欧陆生产贸易中心由英国向德法转移，第一次全球化达到顶峰。然而，后发工业国的全球化困境是越快的发展速度，越大的外部风险敞口。历次全球化白热期都伴随着后发国与先发国的尖锐冲突，20世纪初，德国作为后发的制造业大国面临两个核心问题，即保证庞大先进的制造业产能的原料供应安全，并为充沛的产能寻找海外市场。其中困境在于，更大的全球贸易份额使得本国原料难以自足，必须加大资源品的进口，但资源品控制权则已被英法等老帝国瓜分殆尽，冲突不可避免，而德国主要出口市场却还是这些消费力强劲的发达国家。两头受制于人的格局下，德国越发展外部风险敞口越大，最终陷入战争旋涡。逆全球化冲突的本质是后发国与先发国产业链位置的不断重叠，冲突聚焦资源品与贸易市场准入。全球化的高速推进建立在先发国与后发国在产业链位置的错位，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先发国家为了出口工业品，推进自由贸易并控制资源品生产，后发国凭借低人力成本与资源优势融入贸易体系；2）发达国家赚取贸易顺差并向后发国投资进行产业转移，先发国主导全球金融体系，后发国实现产业升级。3）过度自由贸易带来经济危机，结构性产业竞争冲击发达国家相应利益集团，表现为产业贸易战或结构关税改革。4）全面冲突期，冲突将聚焦后发国最为脆弱，也是先发国最具优势的资源与贸易市场。因此，对外开放只会深化不会倒退，紧抓资源与市场两大博弈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