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第一期《区域动态》东南亚地区

区域动态 总第五十期 2022年12月第1期 1 区域动态 【区域动态】简·M.帕蒂奥思《电话线上的国家：菲律宾呼叫中心的后殖民困境》，关注菲律宾繁荣的国际呼叫产业所折射出的经济发展与国族认同困境 编者按：本期的区域动态将视野投向增长乏力的后发国家的主要就业渠道——低端服务业及该渠道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给后发国家同时带来了机会与挑战：一方面，跨国资本与货物流动的便利使得后发国家有机会受益于跨国企业的投资及其带来的生产技术。但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也使制造业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而众多后发国家因原有的制造业基础流失而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众多富余的劳动力无法寻找到合适的工作，表现为堆积在低端服务业的隐性失业，带来了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不平等加剧、政治不稳定性增强等各种问题。本期聚焦的著作《电话线上的国家：菲律宾呼叫中心的后殖民困境》（A Nation on the Line: Call Centers a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in the Philippines）（由杜克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就反映了菲律宾这样的现状：制造业发展不振，唯有外商瞄准当地廉价劳动力而投资的国际呼叫产业大量吸收就业。这对虽早已摆脱殖民地地位、却与前殖民者在经济社会与文化上保持联系的菲律宾来说，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国族认同、家庭价值、消费文化等的影响。如何解读这些影响，对理解后发国家结构转型前景以及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认同演变都有着重要意义。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主办刊物《动态：菲律宾裔美国人及离散研究》（Alon: Journal for Filipinx American and Diasporic Studies）于2022年3月发布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英语系助理教授艾琳·拉格曼（Eileen Lagman）关于美国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副教授简·M.帕蒂奥思（Jan M. Padios）所著《电话线上的国家：菲律宾呼叫中心的后殖民困境》（A Nation on the Line: Call Centers a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in the Philippines）书评文章，全文编译如下： 简·帕蒂奥思（Jan Padios）的《电话线上的国家》是对菲律宾呼叫中心在21世纪之交出 区域动态 总第五十期 2022年12月第1期 2 现的“后殖民困境”（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的全面审视。帕蒂奥思的研究与其他菲律宾呼叫中心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她表示这些工作场所代表了菲律宾与美国后殖民关系的延续，同时也表明了菲律宾政府在寻求了解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时不断增加的新自由主义化（neoliberalization）。帕蒂奥思研究的核心是对菲律宾呼叫中心工作人员的数据调查，研究揭示了后殖民亲密关系和新自由主义政策两个过程的张力。帕蒂奥思在大范围上追踪了这些过程中的“矛盾、紧张和焦虑”（contradictions, tensions and anxieties）①，试图通过快速扩张的呼叫中心行业来定义菲律宾的未来，在小范围上则关注工作场所和社会再生产场所的劳动力和身份形成的日常动向（daily navigations）。帕蒂奥思利用跨学科和跨国研究方法，聚合了菲律宾研究、劳工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理论对话，《电话线上的国家》通过菲律宾呼叫中心日常生活中菲律宾人的协调工作，探讨了后殖民国家的问题。 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帕蒂奥思书中的每一章都聚焦于一个特殊矛盾上，这些矛盾来自呼叫中心工作同菲律宾国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之间的矛盾。本书的前半部分主要以劳动为矛盾点展开。首先，她通过同事之间的“菲律宾/美国关联性”（Filipino/American relatability）和“可产性亲密关系”（productive intimacy）概念，将劳动视作情感化了的。之后，她研究了在后工业知识经济中，以技能价值转移为特征的劳动，而劳动力的种族化（racialization）和女性化（feminization）又限制了菲律宾劳动力的价值。本书的中间章节对呼叫中心的申请和培训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因为帕蒂奥思本人申请并在呼叫中心培训，与一群年轻的菲律宾人一起工作。最后，本书的后半部分着重于阶级地位（class position）和性政治（sexual politics）的矛盾，指出了国家对呼叫中心带来的社会再生产的焦虑。帕蒂奥思声称，这些章节并不是“试图解决他们所认定的紧张和焦虑”，而是试图分析它们的结构。例如，帕蒂奥思考察了呼叫中心工作承诺其同信息技术和进入全球知识经济密切性的方式，但同时（呼叫中心）将其定位为服务工作和女性化劳动。由此指出，呼叫中心劳动力既有高技能，也有低技能；既有服务工作，也有专业工作；既具备稳定性并且能向上流动，但也有偶然性和不稳定性。帕蒂奥思研究了这种劳动如何代表塑造菲律宾劳动力和国族认同的更大问题。 因此，呼叫中心给菲律宾人国族认同带来的问题可能比它们解决的问题更多。事实上，正如帕蒂奥思所指出的（与其他关于菲律宾呼叫中心的研究一致），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商务流程外包）行业被国家行为者和行业领导者视为对海外劳动力迁移问题的一种回应。自从20世纪60年代国家管理的大规模劳动力迁移开始，围绕“人才流失”（brain drain）和“照料流失”（care drain）的讨论使菲律宾人对劳动力迁移中出现的人力资源损失和家庭分离感到焦虑。因此，呼叫中心的工作被认为是劳动力迁移的一个替代方案。菲律宾人可以获得西方资本，并接近其知识经济，而无需离开他们的家园和家庭。但正如帕蒂奥思研究表明，焦虑，特别是那些围绕着技能价值、种族化、劳动力女性化和异性恋家庭动态的焦虑，并没有随着菲律宾BPO产业的快速增长而消失，而只是以新的形式出现。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可以把《电话线上的国家》看作是菲律宾研究的延续，它通过教育、劳动和照料的网络追踪了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密切联系。例如，接续凯瑟琳·卓伊（Catherine Ceniza Choy）的研究，帕蒂奥思检视了作为跨国劳动基础的菲律宾对美国的文化亲和力。在卓伊的研究中，这种文化亲和力以“移民文化”②（culture of migration）的形式出现，促进了护士的外移，并与美国在殖民地教育中的存在历史同时发生。在帕蒂奥思关于菲律宾呼叫中心的研究中，我们可以通过她的关键概念——菲律宾人/美国人的关联性看到这一点，国家行为者和行业领导者认为菲律宾人特别适合呼叫中心的工作，因为他们与美国的殖民关系 ① Jan Padios, A Nation on the Line: Call Centers a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in the Philippines (Durham: Duke, 2018), 29. ② Catherine Ceniza Choy, Empire of Care: Nursing and Migration in Filipino American History (Durham: Duke, 2003), 4. 区域动态 总第五十期 2022年12月第1期 3 （帕蒂奥思认为是情感上的结构化）。帕蒂奥思的研究还建立在一些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这些学者通过新自由主义劳动经纪国家（neoliberal labor brokerage state）的形成、海外护理人员的女性化和种族化以及移民护理工作中固有的情感管理来追踪菲律宾的劳动力外移。遵循这一研究传统，帕蒂奥思的工作继续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政策、以劳工为基础的民族英雄主义叙事（national labor-based heroism），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熟练和有爱心的菲律宾劳工的社会实践，继续塑造菲律宾劳工价值。 正因为如此，帕蒂奥思的研究也建立在历史和跨国方法的基础上，从而探讨菲律宾的国族性（nationhood）建构工程，或者如文森特·拉法尔（Vincente Rafael）所说的“民族主义推迟”①（“nationalism deferred”）。正如拉法尔认为菲律宾的民族性以不平衡的发展和未实现的愿望为特征，并以“反讽”（irony）为基础，“阻止并打断了关于国家的单一支配叙事的建立”②。帕蒂奥思断言，菲律宾的国族性—通过呼叫中心工作者的形象来审视——是一个被大大小小的反讽打断的猜疑工程。帕蒂奥思对国族性作为一个矛盾的后殖民工程的关注让我想起了马汀·马纳兰珊（Martin Manalansan）的《全球女星》（Global Divas）中的一个小插曲：一个名叫罗伯特（Roberto）的线人在小时候看着满载年轻美国军人的巴士路过他童年住所附近的主要公路。因此，他从小就认为美国就在山那边一个小时公交车程的地方，直到很久以后，他才发现“美国确实非常遥远。”③这种亲密的和想象中的地理环境，即美国对于菲律宾来说是一种幽灵般和物质的存在，在帕蒂奥思对呼叫中心劳动相当深刻的描述中也很明显，在那里，大多数美国培训人员来到菲律宾开办培训，（因为）外包劳动需要了解美国的实体和文化地貌，例如州的缩写或主要节日的日期。 虽然《电话线上的国家》进一步推动了菲律宾研究中现有的对话，但其全面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和理论框架也为进一步的研究勾勒出一幅可能的轨迹。作为一个对美菲两国间保持密切读写联系感兴趣的学者，我认为帕蒂奥思的研究指出了未来研究菲律宾人学习和劳动的方向。例如，未来的研究可能会追踪菲律宾的高等教育机构如何应对BPO行业的增长，从而将呼叫中心的工作认证化和专业化（这一传统在移民劳工教育中已经很明显）。此外，帕蒂奥思提出了一种批判性的方法来分析菲律宾劳工中的英语使用，这种方法将基于语言的劳动与国族性问题有效地联系起来。在她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在菲律宾劳工和其语言中，资本主义的逻辑不能自然展开，资本主义需要像常识一样来（从头）教授，而且正如凯瑟琳·普伦德加斯特（Catherine Prendergast）提醒我们的那样，这种逻辑在全球发展叙述中把西方以外的人定位为“落后”（backward）。英语可能是资本，但这种资本的价值因拥有者不同而差异。因此，以帕蒂奥思的研究为基础，可能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注意菲律宾国族性的矛盾，还要注意全球资本的矛盾，这些资本声称通过劳动力、资本和身体的无限制流动来运作。呼叫中心的工作是如何维护这一叙事的，又是如何显示其裂缝和裂痕的？ 我们可以在书中的一个民族志中看到这个问题，帕蒂奥思描述了一个美国文化能力培训，要求呼叫中心的学员将美式英语短语与“菲律宾式英语”（Filipino-isms）进行比较：美式英语“再见”（goodbye）与菲律宾语“我要走了”（I'll go ahead）进行比较；美式“我会在早上十点来接你”（I'll pick you up at 10 A.M.）与“我会在早上十点来接你”（I'll fetch you at 10 A.M.）④。这一课程的目的是指出菲律宾英语在与美国客户沟通方面的不足。但正如帕蒂奥思所解释的，学员们对这些美式英语课程兴趣不大，而对菲律宾式英语列表的参与度却出奇地高。正如她所写的，受训者发现这个清单“特别有趣”⑤（particularly funny）。 我们可以把受训者对美式英语培训的反应放在普伦德加斯特所描述的英语经济中进行 ① 3. Vincente L. Rafael, White Love and Other Events in Filipino History (Durham: Duke, 2000), 206. ② Rafael, White Love, 4. ③ Martin Manalansan, Global Divas: Filipino Gay Men in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