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位数城市：未来中国消费潜力透视

2026 引言 进入“十五五”时期，扩大内需、提振消费被摆在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把消费作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重要支撑。这一政策取向的背后，是过去几年消费运行所呈现的现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保持增长，但增速较此前阶段明显放缓，且动能承压。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中的结构性分化：一方面，头部城市消费增速趋缓，高基数下的增量空间日益逼仄；另一方面，下沉城市则相对活跃，成为拉动内需的一支新生力量。对零售与商业布局而言，这种消费版图的此消彼长，意味着以往集中于少数高能级城市的扩张逻辑正在被重新审视，而那些介于头部与底部之间、数量最为众多、最能代表“中国消费基本盘”的中间层城市既无头部城市的拥挤与高企成本，也不似底部城市那般底盘单薄、确定性不足；他们承载着可观的人口与消费总量，却长期被两端的叙事所遮蔽，缺乏一套与其自身结构相匹配的系统刻画。把研究的焦点从喧嚣的两端移回沉静的中段，正是本报告的出发点。 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零售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而持续的结构性转型，而支撑这一转型的城市基础，本身就是高度分化的。从投资决策的现实出发，中国零售布局长期受困于两端：一端是头部城市，即北上广深及若干新一线及强二线城市，它们消费能级最高、商业最为成熟，但也意味着竞争过度、租金与获客成本高企、优质点位稀缺，增量空间趋于见顶；另一端是大量底部城市，人口持续外流、购买力薄弱、市场难以形成规模，需求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都不足，下行风险偏高。与此相对应的，是三四线城市在近几年已经成为中国内需增长的核心增量支柱。依托近七成的人口底盘，以三四线城市为代表的下沉市场社零增速常年跑赢高线城市（图1），成为消费基本盘的稳定压舱石。 发展要素二 人口基数与回流带来消费增量 三四线城市拥有全国近七成人口规模，是中国消费市场的“基本盘”。近年来，随着强省会战略推进、产业向三四线转移，叠加返乡创业、青年回流趋势，人口流动呈现“下沉”特征。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4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人员累计从780万人增加至1,300万人，五年来增长66.7%。2025年累计返乡入乡创业人数达到1,510万人（图3）。这些返乡青年将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带回本地，催生了县域咖啡馆、精品酒店及民宿、连锁餐饮等新业态，成为品牌持续下沉的主要驱动力量。一个典型例子是2026年春节期间，在下沉市场具有高覆盖度的瑞幸咖啡交易客户数突破4,000万，同比增长超36%，年轻人返乡的咖啡消费在其中功不可没。此外，中老年群体凭借稳定养老金和低负债，成为品质消费的重要支撑，形成“全年龄段消费扩容”的格局。 在中国当前旧经济逐渐出清，新经济仍在加速换挡的阶段，三四线城市在消费领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补齐城乡消费断层，又对冲一二线消费波动，从而支撑国内消费大盘平稳运行。当前中国消费基本盘的崛起依托了以下几个发展要素： 发展要素一 低杠杆释放消费现金流 居民的高杠杆率毋庸置疑会挤压了居民的消费空间，相较房价较高的一线（67.8%）及二线（70.4%）城市的平均杠杆率水平，2024年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居民杠杆率仅为57.9%，显著低于一线及二线城市水平（图2），这意味着当地居民债务压力远小于一二线城市，可支配的自由现金流更充裕，这让三四线城市居民消费能力不断释放，持续带动实体消费市场扩容。 发展要素三 收入提升与消费升级需求释放 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显示了一个城市消费倾向的高低。在本报告选取的城市样本中，2024年一线城市消费率平均为60.7%、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平均为65.9%，而三线及以下城市占比平均达66.3%（图4）。回到图一中的社零增速上来看，下沉城市消费表现更为强劲。2022年至2024年，低线城市社零复合增速最高，达4.54%，高于全国和一线1.01和3.39个百分点，在整体消费市场低迷的大背景下，三四线城市展现出了更加强劲的韧性。贝恩公司与Worldpanel消费者指数联合发布的《2025年中国购物者报告》中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快速消费品市场的增长近八成来自三至五线城市。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居民收入稳步增长，购买力得到持续提升。2015至2024年十年间，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分别为79.2%，78.7%和88.6%。 收入的稳步增长使三、四线城市成为消费增长的新引擎，催生出“小镇贵妇”等新兴消费群体。2024年新开业奥莱项目中，下沉市场所占比例接近一半，奥莱购物与周边短途游的结合既满足了本地富裕居民的购物需求，也响应了外来游客边游边购的旅游诉求。 维度一：消费能力基础 用于回答“城市是否具备支撑零售业的购买力基础”。该维度包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两个指标，分别从收入能力和消费倾向两个角度，对城市居民的消费基础进行刻画。 指标1-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体现居民实际消费意愿、真实消费水平与消费倾向； 指标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决定城市居民购买力上限与消费能力基础； 维度二：人口与空间条件 用于回答“城市是否具备形成零售市场的空间与人群条件”。该维度引入常住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两个指标，用以反映市场容量和消费集聚度。 消费维度指标选取与识别逻辑 鉴于中国消费基本盘正在强劲崛起，而对这些城市从零售角度的描画仍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本报告以全国20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开展城市零售消费市场的综合测算与结构分析，力图通过定量分析从更为理性的角度协助读者从不同维度了解这些城市，从而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 指标3-常住人口数量：反映城市消费人口底盘、市场基础体量； 从需求侧看，凯恩斯消费函数与永久收入假说共同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居民消费与可支配收入增长相关，但更受其长期、可预期收入水平的支配，因此零售业的长期发展并不取决于短期刺激，而取决于居民稳定、可预期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指标4-人口密度：衡量城市人口空间集聚度、商业网点布局效率与商圈辐射能力； 研究目标与样本说明 从方法论立场来看，单一中位数城市只是分布上的一个点，它至多反映出某一座城市的综合位置，却无法承载中段城市在结构上的多样性⸺同处中段，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形态可能相去甚远。基于此，本报告改用“中位数带”这一区间切片，而非单一中位数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其用意在于刻画“分布中段呈现哪些结构形态”。具体而言，本报告构建的零售发展指数（Retail Development Index, RDI）的作用是把201城从高到低排序、定位出“谁处在中段”，回答的是城市的相对位置问题；而中段城市彼此之间的结构差异，则要依靠六维指标各自归一化后所呈现的形状（即不加权的画像）来识别，回答的是“中段城市各自长什么样”的问题。前者负责排序与切片，后者负责还原结构。 从空间维度看，空间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反复证明，服务业尤其依赖人口集聚与高频互动；零售业作为典型的高频消费产业，对人口规模与人口密度具有天然依赖，一个人口规模可观但高度分散的城市，与一个人口规模略小但高度集中的城市，在零售效率与业态承载能力上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结果。 报告样本范围限定在中国内地地级及以上城市，既保证了行政层级与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也使各城市在市场规模与数据可得性上具备基本可比性。报告的研究目标力图通过分析分布中段的结构形态⸺即处在中间位置的城市，在消费能力、人口与空间条件、消费实现三个层面上，研究这些城市究竟呈现出哪些可被识别、可被分类的结构样貌。 维度三：消费实现规模 则用于回答“零售活动是否已经在城市中大规模发生”。该维度通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分别从总量和强度两个层面，描述城市零售活动的现实规模。 从结果层面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人均水平，对”消费是否真正发生”提供了直接观察窗口，也更能反映零售业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嵌入程度。 指标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征城市整体零售市场规模、商业经济基本盘； 在数据来源上，本报告所采用的六个核心指标⸺常住人口、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口密度与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主要取自各级统计局公开发布的年度统计资料。 指标6-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剔除人口规模体量干扰，反映城市人均零售活跃度与商业成熟度。 基于上述逻辑，本报告构建的零售发展指数由三个维度、六个指标构成。 CHAPTER 3 201城消费指数的整体分布特征 在确立的指标体系与零售发展指数（RetailDevelopmentIndex,RDI）合成方法的基础上，本章把视角转向“指数计算结果呈现什么形态”。 在权重设置上，本报告遵循“因果优先、结果校验”的原则。消费能力作为零售需求的根本来源，被赋予相对较高权重；人口与空间条件作为重要约束条件，权重次之；消费实现规模用于验证前两者在现实中的转化效果，其权重与人口维度相当。六个指标的权重之和为1，以保证指数结果的可解释性。为保证不同指标之间的可比性，所有原始数据在进入指数计算之 前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在完成201个城市的零售发展指数（RDI）计算与排序后，本报告引入“中位数城市”的概念。所谓中位数城市，是指在排序后位于样本中间地带的城市。这些城市在整体分布中，既不属于明显的头部，也不处于明显的尾部，其零售业发展状态更接近全国城市的“典型水平”。 3.1总体排序结果的分布形态 从结果层面看，201城RDI的分布呈现出典型的右偏长尾特征，201城RDI的分布可以概括为“头部少数远高、长尾低位密集、中段宽而平缓”的形态（图5）。头部是少数得分远超均值的城市，它们构成分布右侧那条稀疏的尾巴；底部则是大量得分低位密集、彼此挤压的城市，构成分布左侧那座陡然抬升又缓缓回落的高峰；介于两者之间的中段，则是一段宽度可观、坡度平缓的过渡带⸺城市数量在此最为密集，得分差距却最小。 3.2.1头部区间的高度集中性 从数据分析看，头部城市之所以得分高，原因在于它们在六个指标上全面高位且彼此协同。这些城市同时具备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庞大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观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以及相当规模的常住人口与较高的人口密度⸺六个指标齐头并进，几乎没有明显短板。换言之，头部城市的“高”是一种多维共振：购买力、人群规模、空间集聚与消费实现彼此叠加、相互强化，任何一维都不构成对其余各维的拖累，最终在加权合成中形成远超均值的综合得分。正因如此，头部区间在分布上表现为少数城市高高耸起、彼此之间又拉开可观差距的“陡坡”形态。 对零售布局而言，头部城市市场能级最高、商业最为成熟，但也意味着竞争最为饱和、增量空间相对有限。 3.2.2尾部区间的结构性约束 与头部相对，尾部城市的共性则是多维同时偏弱且相互拖累。这类城市往往常住人口规模偏小、市场底盘单薄；人口密度偏低，商业活动难以形成有效集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购买力受到根本性压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双双偏低，反映出零售市场尚未形成应有的规模与活跃度。 3.2三层结构：头部、中段、尾部 尾部城市的约束因为掣肘来自多维的同时受限，使得尾部城市在确定性与可预期性上明显不足，下行风险偏高。 从结果层面看，201城RDI的分布呈现出典型的右偏长尾特征，201城RDI的分布可以概括为“头部少数远高、长尾低位密集、中段宽而平缓”的形态（图5）。头部是少数得分远超均值的城市，它们构成分布右侧那条稀疏的尾巴；底部则是大量得分低位密集、彼此挤压的城市，构成分布左侧那座陡然抬升又缓缓回落的高峰；介于两者之间的中段，则是一段宽度可观、坡度平缓的过渡带⸺城市数量在此最为密集，得分差距却最小。 CHAPTER 4 3.2.3中段区间的宽度与复杂性 “中位数带”城市画像 回到本报告真正关注的对象⸺中段。从判断逻辑上看，中段在三层结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原因有三： •从数量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