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深耕”与“跨国桥接”：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生的在华就业意愿类型与影响因素

□ 郑雅倩叶荔辉 摘要：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生规模扩大且具有在华就业意愿。本文通过对40名来华留学本科生的深度访谈发现，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生群体产生了“在地深耕型”和“跨国桥接型”两类在华就业意愿，均指向个人职业生涯与中国发展相融合。根据社会学资本理论，该群体产生在华就业意愿的原因可归纳为对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增益的期待，其期待内容随留学阶段变化而演变。从留学初期到留学中后期，文化资本增益期待从提升中文表达能力到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社会资本增益期待从激活聚合型社会资本到积累桥接型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增益期待从取得基本经济回报到获取长期发展红利。我国应加强“留学中国”战略与“一带一路”等倡议的协同度，增加优秀留学生在华就业的机会并提高质量；高校应加强留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更好地吸纳华裔新生代英才增进中外交流、服务于我国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生；在华就业；留学教育；就业意愿 入国际化人才活力。 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生群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战略意义。华裔新生代通常指的是在海外出生和成长、拥有外国国籍但具有中国血统的华人华侨后代［2］。与作为第一代移民的父母或祖父母等长辈不同，他们从小接受居住国的文化熏陶和国民教育，高度融入当地社会环境，在中华文化认知与理解方面较为薄弱。目前，华裔新生代规模庞大，全球数量约有2000万人，占华侨华人总数的1/3［3］，已经成为维系海外侨胞与我国情感联结的重要纽带。与一般留学生相比，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生普遍具有更强的中华文化亲缘性，不少人在留学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在华就业意愿［4］。如何能让这一群体中的更多优质人才产生在华就业意愿，让他们“愿意留、留得住、过得好”，是对我国来华留学教育政 一、问题的提出 在高等教育全球化与科技人才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如何有效集聚和留存国际化人才已然成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重要议题。留学生群体拥有跨国人力资本，熟悉居住国和留学国的社会环境，被视为提升国家国际化水平的重要群体［1］。我国来华留学教育政策正从重视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日益关注留学生在华发展。《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要持续完善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以推进教育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引育世界优秀人才”。可见，国家政策的战略演进日益强调来华留学教育的“聚才”功能，以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注 发展的投资，这增强了他们的海外学习动机，并将此转化为更高的学业成就和更广阔的就业选择空间［14］。面向比利时毕业生的一项调查同样发现，参加伊拉斯谟等留学项目显著缩短毕业生求职时长，72%的受调查者表示教育流动经验在获得首份工作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5］。更有研究表明，通过垂直流动（verticalmobility）进入更强大教育系统的学生，产生高职业抱负的可能性更高［16］。对此，研究进一步解释了留学经历的作用机制，通过留学经历这一中介作用，留学生获得了一定的娴熟处理他国正式和非正式社会规范、语言习俗以及组织文化的个体跨国人力资本［17］。 策与相关社会配套服务充分发挥“聚才”功能的重要考量。为此，深入了解他们“希望怎么留”“是什么原因愿意留”，即探究华裔新生代在华就业意愿的基本类型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聚焦有明显在华就业意愿的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生，通过深度访谈了解他们为什么选择在华就业、背后有哪些深层考虑、希望以何种形式在华就业，旨在揭示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生的就业决策逻辑，为优化来华留学教育政策和提升国际化人才集聚能力提供启示。 二、文献综述 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留学生群体作为优质劳动力的潜力，正积极制定相关政策留住高素质留学生人才，期冀获得全球化经济发展的人才优势［18］。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提出“从学习到工作”（study-to-work）政策，吸引留学生完成学业后“留下”工作［19］。日本政府颁布“外国人留学生职业支持计划”［20］，并推动设置“留学生就业促进项目”［21］，鼓励留学生在日就业。我国日益重视吸引更多来华留学生在华就业，政府通过一系列行动为来华留学生搭建在华就业平台。自2016年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每年举办来华留学人才招聘会，吸引了国内数十所高校的留学生参与，让留学生不仅能够“学在中国”，更要“留在中国”［22］；2025年10月正式实施面向全球青年科技人才的“K签证”，通过取消工作经验积累或者雇主担保等传统工作签证要求，有效提升了教育政策与移民政策之间的联动性，进一步构建了留学生在华就业的快速通道［23］。 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生日益扩大的规模嵌入全球留学生流动格局的宏观变迁中，这与留学生逐渐关注留学经历对个体职业发展的资本增益空间不无关系。然而，对华裔新生代这一特殊的来华留学生群体而言，现有研究仍然囿于“适应”与“融入”议题，在职业规划与就业决策方面缺乏探讨，成为反映来华留学教育“聚才”功能亟待突破的理论缺口。 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生呈现出“反向教育流动”趋势。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凭借教育质量优势占据全球学生流动的核心地位。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的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接收的留学生占全球高等教育学生流动总量的17%，次之为英国（11%），再次为加拿大（10%）［5］。2022年，美国接收留学生占比13.8%，仍居世界第一［6］。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指出，2024—2025学年共有高达117万名学生赴美留学，比上一学年增长5%［7］。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变化是，随着整体社会环境改善和相关支持政策颁布，发展中国家正逐渐成为新兴留学目的地。以中国为例，2013年我国招收的留学生仅为3.1万人［8］，但到2023年已增加至13万人［9］。预测到2030年，来华留学生总数有望达到55万人，且年均增长率可能达到2.5%［10］。其中，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人数逐年增长［11］，形成独特的“反向教育流动”趋势［12］。不同于老一辈华人华侨或选择“下南洋”谋生或留学欧美后的“海归潮”，华裔新生代群体的“反向教育流动”表现为主动选择具有文化亲缘性的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 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生出现从“学成归（居住）国”转向“在华发展”趋势，关于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生群体的研究主要聚焦学业适应和文化适应两大议题：在学业适应方面，研究者指出，尽管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生具有文化亲缘性，但跨境流动不可避免引发适应性挑战［24］；在文化适应方面，媒介使用行为有利于增加其参与中国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提升身份安全感［25］。这些研究提供了观察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生微观生活的基础，然而，其关注点主要在来华留学前期的适应阶段，聚焦的是日常生活与文化体验层面的“如何融入”，而对于中后期发展，即职业生涯与个人发展层面的“融入后如何发展”这一更深刻问题的关注度较低。因此，对于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生这一极具中华文化亲缘性群体，在选择我国作为留学目的国后，希望以何种形式在华就业，其在华就业决 留学经历对青年的就业决策和职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研究显示，留学经历对个体的知识获得、就业能力等职业资本累积具有提升效果［13］。面向日本高校学生的调查发现，留学生将国际流动视为对未来职业 给予受访者充分的自由表达空间。访谈提纲共分为三大模块：一是来华留学动机，通过“您为什么会来中国留学？”“对您而言，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的特殊性是什么？”等问题，探讨留学动机与职业选择的关联性；二是留学体验，通过“您认为课程学习对您的就业选择有什么影响吗？”“在您留学过程中，谁对您的支持帮助最大？”等问题，捕捉真实留学体验对就业意愿的形塑作用；三是未来发展，通过“毕业后的选择是什么（留在中国/回居住国）？为什么？”“在作出这个决定时，您和哪些人进行了讨论？他们的建议对您有何影响？”等问题，分析就业意愿形成过程中的利弊权衡。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大约为45~90分钟，访谈转录为60万字文稿。 策又是如何形成的，尚待揭示。 三、研究设计与编码结果 1.研究过程与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方法进行“自下而上”的建构分析［26］。研究选取具有浓厚华侨教育背景的华侨大学、暨南大学两所大学作为目的性抽样的调查高校，并借助受访者开展滚雪球抽样。最终通过线上或面对面形式一对一访谈了40名具有在华就业意愿的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本科生（见表1）。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在聚焦核心问题的同时， 2.编码过程与编码结果 本研究通过开放式、主轴式和选择式三级编码方式对一手访谈材料进行分析提炼。首先，为了将庞大、非结构化的访谈文本转化为清晰、结构化的概念单位［27］，逐词逐句分析原始材料，获得25个初始概念，并通过反复比较归纳出8个初始范畴。其次，将上述初始范畴进一步归纳为4个主范畴：文化资本增益期待、社会资本增益期待、经济资本增益期待和在华就业意愿类型。前三种资本增益期待所辖6个初始范畴呈现时间上的演变逻辑，例如文化资本增益期待中，“提升中文表达能力”集中在留学前期，“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集中在留学中后期；后一种就业意愿类型所辖2个初始范畴为“在地深耕型”和“跨国桥接型”就业意愿，分别表示留学生“希望直接留在中国就业”和“希望进入海外中资企业等能够与中国社会经济密切往来的工作岗位就业”（见表2）。基于此，构建一条“故事线”：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生受到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增益期待的共同作用，且三类资本增益期待随留学时间推进而不断演变，最终促使留学生形成“在地深耕”与“跨国桥接”两类在华就业意愿类型；两类就业意愿虽在就业地点和就业内容偏好上有差异，但其本质均指向个人发展与中国发展的功能联结。最后，对预留的3份访谈材料进行如上流程的编码工作，均未发现新的概念范畴，理论模型达到饱和。 四、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生在华就业意愿的两种类型 跨国主义理论强调突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传统 第二，具有与中国共同发展的强烈期待。当前，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科技智造等领域取得全球瞩目成就，为人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在受访者中，具有“在地深耕型”就业意愿的华裔新生代普遍表达了将个人职业发展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联结的强烈意愿。在他们的认知中，中国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祖国，更是实现职业抱负和个人成长的关键场域。A16指出“中国经济很发达”，A15坦言“中国更先进，想要留在中国”。A12基于对中国发展速度的认知，理性规划了一条职业发展路径：“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更快，所以计划先留在中国历练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去巴西或在中巴之间来回走动。”其他受访者通过“中国先进”“机会多”等话语，表达了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职业期待。其中，A37的就业意愿转向极具代表性：她最初计划回到居住国担任汉语教师，但在留学期间深刻感受到居住国职业空间之狭窄与中国发展空间之广阔的强烈反差，最终转向留在中国，以谋求能力、经验与视野的全面提升，“我有更想做的事情。其实我还没想好在中国干什么，但在国外好像只能在孔子学院教书，事实上这种机会也并不多。如此一来，会让我‘无用武之地’。我留在中国的话，会有更好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的空间”（A37）。A37的案例深刻揭示了宏观性社会结构对个体就业意愿的形塑作用。如此，我国在国际科 分析框架，从文化、社会、经济等更多角度而不限于地理区域属性角度来理解和分析全球人口的流动［28］。本研究从有意在华就业留学生的访谈中发现，他们所理解的“在华”已突破传统意义上具有固定物理边界的空间意涵，形成“物理在场”与“超越物理边界”的两种形态，产生“在地深耕型”和“跨国桥接型”两种在华就业意愿。 1.“在地深耕型”在华就业 “在地深耕型”是指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生以物理在场的方式在华就业，希望完成学业后直接留在中国工作。在40名受访者中，有22人具有“在地深耕型”就业意愿。该意愿的核心是通过构建与中国的实时联结，将个体职业发展嵌入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建设赋能。 第一，就业地点选择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