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金融安全

商文江，梁昌裔，许恒，张国栋 摘要当前，金融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基础性支撑，已从单纯的经济维稳范畴上升为关乎国家主权与发展全局的战略议题。我国金融安全面临内生结构性矛盾与外部冲击叠加的双重压力，呈现出风险点多面广、传导链条复杂、负面影响外溢等特征。本文分析金融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演进，研究发现：当前我国金融安全面临房地产市场下行、地方债务积压、影子银行隐患及外部环境冲击等多重压力，且各风险类型间存在风险网络和风险共振效应。本文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思维，从历史、理论与现实三个维度揭示金融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金融安全风险的主要表现及其对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冲击，相应提出促进金融与地产良性循环、建立政府债务监管机制、完善影子银行监管体系、构筑外部冲击防御体系等治理路径。研究旨在为新时代金融安全体系现代化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金融安全系统性风险风险治理 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及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化解，严防系统性风险，凸显了金融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明确了金融安全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高度。 一、引言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与长治久安的关键命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指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议》中“国家安全”一词被高频提及17次，这不仅彰显了党和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坚定决心，也标志着国家安全治理进入系统化、协同化的新阶段。《建议》明确要求提高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能力，统筹推进房 从金融安全的定义看，其范畴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经济政策保持独立性和有效性，金融市场有序运行，金融体系能够抵御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金融机构能正常履行提供流动性、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王元龙，2003）。金融安全包括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随国际经济、政治、社会和金融环境的变化而动态调整，规避金融风险是 查机制与构建系统化法律规范体系（陈振云，2025；李建伟，2022）、推动金融法治保障由静态规则向动态协同升级（郭雳，2024）等制度设计弥补当前监管资源分散、制度滞后等问题；并从法治角度强调金融安全法益的重塑及事前预防性规制的重要性（田宏杰，2024；孙国祥，2022）。 其现实目标（蔡浩和蓝发钦，2024）。 当 前 我 国 金 融 运 行 的 内 外 部 环 境 复杂。从内部看，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存在隐患，中小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薄弱，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从外部看，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显著，非法金融活动的技术手段不断翻新。这些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呈现显著的结构性积累与时变特征（戴淑庚等，2025），其跨市场、跨区域的传导效应已超越传统金融安全范畴，成为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因此，有必要从国家安全视角系统审视金融安全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 既有研究在战略、风险及治理制度等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达成了金融安全治理须从制度、能力与法治三方面同步提升的共识。然而，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单一维度的战略论述或风险分析，缺乏在国家安全战略高度上对金融安全内在生成逻辑、风险转化机制及系统治理路径的整合性分析。那么，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金融安全如何通过特定的内在逻辑支撑国家安全体系？当前各类金融风险通过何种机制转化为金融安全威胁？如何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金融安全治理体系？基于此，本文基于系统论和治理理论，从历史、理论与现实三个维度系统梳理国家安全与金融安全的演进逻辑，深入剖析现实困境，并提出针对性的治理方式，以期为新时代金融安全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学界围绕金融安全的理论、政策、风险识别与治理机制展开了一定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向：一是一是聚焦战略定位与理论基础，阐释金融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核心内容的演进脉络及与政治、经济安全的耦合关系（齐琳和刘跃进，2025）；重点突出金融安全在国家治理体系和中国 式 现 代 化 中 的 基 础 性 作 用（ 孙 雪 芬，2024）。二是二是关注风险识别与运行机制，从系统性风险与金融稳定视角阐释金融安全的内生脆弱性，强调金融安全风险的外溢性、复杂性与跨域关联特征（宁薛平与何德旭，2018）；通过量化与理论推演揭示外部冲击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金融安全的结构性影响（邓创等，2025）；进一步借鉴安全困境理论，指出国际金融权力转移与安全化过程是风险累积的重要机制（张发林和姚远，2025）。三是三是探讨治理体系与制度供给，主张通过完善金融安全审 二、国家安全与金融安全内在逻辑：历史沿革与理论基础 （一）历史沿革 金融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并非静态的叠加，而是随着国家发展阶段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演进的动态耦合过程。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安全实践，可以清晰把握其内涵在不同时期的拓展。早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就已确立了“金融 是经济核心”的朴素认识。毛泽东同志强调货币政策是“对敌战争的重要武器”1，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艰苦卓绝的货币斗争，不仅打破了经济封锁，更积累了“以金融保政权”的宝贵经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货币金融思想体系2。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恶性通胀与投机资本冲击，党和政府发动“银圆之战”与“米棉之战”，迅速稳定金融秩序。这一时期的金融安全观具有鲜明的政治斗争色彩，其核心在于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权与稳定物价巩固新生政权合法性，金融安全直接服务于政治安全3。 核心在于突破传统以军事、政治为中心的狭义安全范式，构建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大安全”体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并通过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实现对各类传统与非传统风险的综合治理。总体国家安全观通过“十个坚持”确立了国家安全工作的基本原则与制度框架，强调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强调主动塑造安全环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旨在以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和战略视野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4，将金融提升至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金融风险开始显现。江泽民同志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明确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加强金融法制建设5。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家发展的深层次冲击，强调要维护国家金融稳定。这一时期，金融安全主要被视为经济安全的核心内容，侧重防范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体现发展导向的安全观。 在这一视域下，金融安全被赋予了全新的战略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6金融安全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上升为由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构成的“大安全”体系中的关键枢纽。新时代的金融安全观强调“底线思维”与“主动塑造”，要求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促进国际共同安全，实现了从被动维稳到主动治理的战略跃升。 （二）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与国内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整体性、关联性思维统筹国家安全。其 1.国家安全与金融安全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从系统论视角来看，国家安全是一个总体性范畴，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 而金融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化，重点关注金融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等结构性目标，因此既要服从国家安全的总体要求，又要根据金融领域的特殊规律制定针对性治理策略。故而金融安全即承接国家安全战略意图的关键执行目标，二者之间存在目标传递和责任落实的“委托-代理”关系（李建伟，2022）。 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多个子系统构成的复杂开放系统。金融安全作为经济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关键子系统。现代国家安全体系中，各子系统并非简单并列，而是通过资源配置、信息传递、风险传导等机制形成相互依存关系（董少平，2024）。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通过货币政策传导、信贷资源配置、资本市场运行等渠道，直接影响实体经济运行、财政收支平衡、社会就业稳定等国家安全的基础要素（赵建等，2019）。 这种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要求在金融安全治理中实现顶层设计与精准施策有机统一。一方面，要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统筹金融安全工作，将金融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规划和政策体系，避免金融安全治理的碎片化和短期化；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金融运行的专业规律和市场机制，制定符合金融领域特点的差异化监管政策和风险处置机制。换言之，必须从国家安全的高度确定金融监管的优先级与容错边界，通过可操作的金融政策把抽象的国家安全目标转化为可检验的具体任务，即有针对性的金融风险防范要点。此外，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还意味着政策评价应兼顾战略一致性与微观效果，既要评估金融措施对国家安全目标的贡献，也要检验其在银行、资本市场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具体领域的可行性。 二者间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具有双向互动特征。一方面，国家安全的整体态势为金融安全提供制度保障和战略空间，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法治健全等国家安全要素构成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金融安全状况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整体水平，系统性金融风险会通过金融传导至经济、社会等领域，引发经济衰退、失业增加、社会动荡等连锁反应，威胁国家安全。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例，金融领域的局部风险能够迅速扩散为全局性危机，印证了金融子系统与国家安全整体系统之间的强耦合关系。因此，维护金融安全不仅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技术性问题，更是维护国家安全整体的战略性任务。 2.国家安全与金融安全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3.金融安全对国家安全起到核心支撑的作用 从治理理论视角来看，国家安全作为一般性的价值目标，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金融安全作为个别性的对象，则更具特殊性、可操作性和可衡量性，二者构成了目标体系中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国家安全作为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涉及经济总量稳定、增长质量提升等总量性目标，统领包括金融安全在内的各领域安全。 金融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金融安全对国家安全的支撑作用（杨松和宋怡林，2024），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一是经济资源配置。金融体系通过信用创造、资本定价、风险分散等功能，引导社会资源向重点领域、关键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配置，这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产业安全的维护。金融安全能够 境变化、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因素；从风险传导看，金融风险可能通过资产负债表关联、市场预期传染、政策冲击扩散等多重渠道，从局部领域蔓延至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向实体经济和社会稳定等领域外溢。基于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本文聚焦当前对金融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四类关键风险进行深入剖析。分析始终贯穿三条主线：一是一是揭示风险形成机制，二是二是阐明金融安全威胁路径，三是明确国家安全外溢效应。 保障资源配置机制的有效运转，从而防止资金脱实向虚、资产泡沫化等问题损害实体经济基础。 二是二是宏观调控工具。现代国家通过汇率、货币政策等金融工具调节经济运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金融安全是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前提条件，系统性金融风险会削弱乃至阻断政策传导机制，导致宏观调控失灵。例如，阿根廷、埃及等新兴市场国家因金融体系脆弱而陷入货币政策困境，导致本币贬值、输入性通胀加剧，无法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最终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这充分说明金融安全对国家宏观治理能力的支撑作用。 （一）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隐患 当前房地产市场风险是我国金融体系的突出结构性隐患。房地产市场风险是指房地产价格波动、销售下行及融资链条收缩对金融机构、地方财政与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形成的压力。其主要类型包括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居民部门高杠杆风险以及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信贷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