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近年来为何下降？——原因分析及趋势研判

摘要 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广东一直是全国最大的外资企业集聚地。外资企业带来了充足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广东本土民营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并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是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得以建立的重要助力。但从2005年开始广东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下文简称广东FDI）被江苏超越，2021年后广东FDI出现下降，2024年已降至自身2006年的水平，且不及上海和浙江。造成广东FDI下滑的原因有哪些？是否说明广东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下降？未来广东FDI走势将如何演变？广东又将如何应对？ 本文分析认为，近年来广东FDI的下降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结果。从国际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FDI整体处于收缩状态，各国之间围绕FDI的竞争更加激烈，美国、拉美、中东、东南欧、东南亚吸引了更多FDI，中国的FDI总体下降，广东因此受到影响。从内部看，长期结构性因素积累是重要原因。省际竞争层面，广东的FDI面临其他沿海及内陆省市的激烈竞争；行业变化层面，广东制造业FDI投资门槛虽已放开但空间有限，服务业FDI投资仍有空间但门槛较高；来源构成方面，广东的FDI较多依赖香港，新加坡等其他来源较少。 展望未来，本文认为就总体趋势而言，贸易金融产业三方面积极因素叠加，短期内广东FDI或略有回升；FDI全球布局演变规律及中美竞争走势影响下，中期看广东FDI很难大幅跃升超过历史峰值；若中美竞争格局显著改变或广东出现独特性利好变革，长期看FDI有望跨越式增长。就行业表现而言，中短期内广东制造业FDI增长概率不大，长期看广东服务业FDI有望持续增长。就企业参与而言，龙头企业的技术、市场和品牌优势将使其成为广东吸引FDI的重要抓手。 对广东而言，未来提升FDI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要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商投资信心和投资前景；二是要针对重点服务业领域，细化吸引外商投资的举措；三是要发挥龙头企业在吸引新增外资方面的标杆引领作用。 专题报告系列 一、FDI具有重要意义，但近年来广东FDI明显下降 改革开放后，广东凭借先行先试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向外资企业抛出橄榄枝，外资企业从无到有，陆续在广东布局。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广东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下文简称广东FDI）更是迎来指数级增长，从1979年的0.31亿美元增长至2003年的155.78亿美元，连续24年位居全国首位。2005年广东FDI被江苏超越，但仍在持续增长，2014年达到268.71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国第二，2015年甚至短暂超越江苏重归全国首位。2015年之后，广东FDI有所下降，不过很快重新回升，并于2021年达到峰值285.46亿美元，几乎与江苏并列第一。但2021年之后，广东FDI出现大幅度下滑，相继被上海、浙江超越，2024年仅有142.11亿美元，仅相当于自身2006年的水平（图1）。2025年以来，广东FDI略有反弹（图2），按照前9个月FDI情况，预计2025年全年FDI约为145亿美元，略高于2024年，但仍然较低。广东的FDI从145亿美元涨到285亿美元用了15年时间，但从285亿美元下降到142亿美元仅仅3年时间。这是否意味着外资对广东的重要性下降？ 事实并非如此，吸收和利用FDI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得以建立的重要助力。广东早期通过外资企业引进了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本土民营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并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商务部表示，在华的外资企业贡献了近7%的就业，七分之一的税收。而且，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较高，广东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广东外资及港澳台规上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为30.3万元/人（用每人每年所创造增加值衡量），连续四年高于私营企业。更重要的是，外资企业的存在是一个经济体国际化程度和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标志。在当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中国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迎接外资，提升全球影响力，广东作为中国最开放的省份之一，应当发挥表率作用。因此，就广东而言，有必要研究近年来FDI下降的原因，分析其未来的走势，从而为接下来更有针对性地吸引外资提供相关举措。 注：CEIC数据库中各省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底层来源是商务部，在1995年之后比较全，可以比较。2004年起广东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统计口径作了调整，不包含对外借款，故2004年数据有短暂下调。2017年开始广东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统计单位由美元变为人民币，故2017年以前的数据来源于CEIC，2017年及以后的数据由广东商务厅月度统计数据结合美元兑人民币月度平均汇率计算而得，其他省市1995-2024年数据均来自CEIC数据来源：CEIC，广东商务厅，北大汇丰智库 注：2017年开始广东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统计单位由美元变为人民币，故2018年后的数据由广东商务厅月度统计数据结合美元兑人民币月度平均汇率计算而得数据来源：广东商务厅，北大汇丰智库 二、原因分析 （一）国际因素 1.全球经济增长放缓，FDI整体处于收缩状态 1980-2007年期间，全球经济总体处于上升期，基本保持2%-5%的增速，相对平稳；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下文简称全球FDI）也保持较高的投资热情，呈现出指数级增长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全球经济波动明显加剧，经济增速降至4%以下且有下行趋势；全球FDI呈现出震荡走势，增速时正时负，2015年达到峰值2.22万亿美元后便持续回落，2018年已降至1.29万亿美元。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波动幅度进一步扩大，2021年与2020年经济增速差距接近10个百分点；2021年之后全球经济下行趋势更加明显，2022年增速为3.65%，2023年增速为3.49%，2024年增速为3.29%。持续的经济下行压力降低了全球投资信心，全球FDI在2021年后增长微乎其微（图3、图4）。若剔除那些中转资金流，全球FDI实际呈大幅下滑趋势。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23年、2024年、2025年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剔除中转资金流后，2022年全球FDI实际下降12%，2023年全球FDI实际下降10%以上，2024年全球FDI实际下降11%。全球经济增长放缓、FDI整体收缩的情况下，广东的FDI难免也有所减少，这是2021年以来广东FDI明显下降的原因之一。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大汇丰智库 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数据以及下文各区域经济体、各国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数据从wind下载，wind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每年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整理得到，1980年后数据较全。需注意的是，这里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并未剔除中转经济体的资金流，可能高估了全球实际的外商直接投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其发布的《2025世界投资报告》中提到若剔除那些中转经济体资金流，全球外商投资实际上已经连续多年下降。但由于其并未公布每年剔除中转资金流后的外商直接投资，无法形成时间序列数据，因此本文只能用其公布的包含中转资金流的外商投资流量数据近似呈现。另外需注意，wind会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每年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数据进行回溯调整，不同时间下载的数据会变化，本报告数据于2025年9月8日下载数据来源：wind，北大汇丰智库 2.国际竞争激烈，FDI转移至部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FDI整体收缩的情况下，各区域、各经济体之间吸引FDI的竞争更加激烈。2021年以来，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西亚、东南亚成为FDI增长的主要地区，欧洲、东亚、南亚的FDI吸引力明显下降（图5）。这一是与美国推行“制造业回流”政策、“供应链区域化”策略有关；二是与中美贸易争端升级背景下企业分散投资布局意愿提升有关。 专题报告系列 “制造业回流”、“供应链区域化”是拜登政府任期的重要策略。2021年拜登政府执政，强调要加强美国供应链安全建设，一是推动“制造业回流”，提升美国本土关键制造能力；二是推动“供应链区域化”，联合周边和盟友国家发展近岸、友岸供应链，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拜登政府陆续发布《关于确保未来由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通过降外增内的方式提高美国在吸引全球资金方面的竞争力。一方面通过对美国本土企业提供补贴、税收优惠、贷款优惠以及限制企业在海外其他国家（中国等）投资高端制造生产线等方式吸引美国资金回流，如英特尔、英伟达、高通等芯片企业陆续宣布在美本土投资建厂计划。另一方面通过对日本、韩国施压要求其企业到美投资，如提供直接拨款补助支持台积电、三星在美国建立先进制程芯片工厂（两家公司已分别宣布投资400亿美元、27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 上述政策影响下，美国自2016年开始出现的吸引FDI下降的现象有所改变，2021年美国吸引FDI明显增加，占全球FDI总流量的比例回升至23%，创20年来新高。2022年和2023年该比例虽有所下降，但2024年再次提升至18.5%，FDI流量为2788.48亿美元，居全球第一。与此同时，美国周边及盟友国家加拿大、墨西 哥、巴西、澳大利亚的FDI流量自2021年以来持续增加，2024年分别达到640.96亿美元、368.72亿美元、591.78亿美元、534.54亿美元，占全球FDI的比重合计达到14.2%（图6）。 中美两国在贸易、科技领域的竞争持续升级，外资企业出于规避风险目的将产能分散布局，美国的周边国家，以及经济发展较快、市场潜力较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主要目的地。中美两国自2018年贸易战以来，围绕贸易领域的制裁与反制裁此起彼伏，2021年以来更是有增无减。美国为了减少对中国出口商品的依赖、防止中国科技过快增长威胁美国地位，陆续采取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加征关税、限制美国关键技术产品出口中国、限制美国高科技企业以及使用美国技术的别国高科技企业在中国投资先进产能、设置实体清单、取消香港特殊关税待遇等手段。 这导致三个后果：首先，一些原本布局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迫于美国压力将部分产能陆续转出，或者停止对中国的增资扩产计划，如美国的手机企业、芯片企业等，日本、韩国的芯片企业等；其次，一些还在观望中的外资企业可能会暂停对中国的投资，直到其认为中美摩擦风险可控；再者，中国本土的企业为绕开贸易和技术壁垒，也加大海外建厂投资进度，如中国的纺织服装企业、家电企业、光伏企业、手机企业、电脑企业、汽车企业都将部分产能投放到境外，那么与上述企业供应链相 专题报告系列 关的其他外资企业自然也会减少对中国的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美洲国家，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埃及、阿联酋等中东国家以及立陶宛、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南欧国家，由于近年来经济增长较快、市场潜力日益提升，成为全球FDI的新目的地。2018年以来，上述国家的FDI增长均较为明显。新加坡的FDI流量几乎保持指数级增长趋势，年均增速约为11.5%，2024年FDI流量达到1433.52亿美元，占全球FDI的9.5%。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FDI流量虽小，但年均增速分别达到2.8%、4.5%，2021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2024年分别达到242.12亿美元和201.70亿美元。其他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的FDI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再看中东国家，FDI增长更加明显。2018年以来，埃及、阿联酋、沙特阿拉伯、阿曼的FDI年均增速分别为33.7%、28.0%、4.4%、7.6%，2024年FDI流量分别达到465.78亿美元、456.32亿美元、157.37亿美元、86.85亿美元。东、南欧国家的FDI流量规模不大，但增长较快，2018年以来，希腊、克罗地亚、立陶宛、保加利亚的FDI年均增速分别为10.7%、19.0%、22.4%、18.0%，2024年FDI流量分别为73.04亿美元、43.77亿美元、32.71亿美元、30.9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