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禁令规则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实证研究及制度完善建议

摘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专利禁令作为专利权保护的核心救济手段，其适用规则的科学性与平衡性直接关涉创新激励、产业安全与公平竞争。本报告基于对中国专利禁令司法实践的实证考察，结合对美、德等域外法域制度演进之比较分析，系统剖析了我国现行“侵权即停止”之自动禁令规则在应对复杂技术产品、标准必要专利（SEP）、非实施实体（NPE）及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等场景时暴露出的结构性困境。 研究发现，当前规则在司法实践中近乎自动适用，缺乏对比例原则的充分考量，易导致专利权人与实施者之间利益严重失衡，加剧“专利劫持”风险，并助长了诉讼投机行为，尤其不利于通信、汽车等涉及大量集成专利的产业发展。针对标准必要专利，现有规则与FRAND（公平、合理、无歧视）承诺之间存在内在张力，禁令威胁可能扭曲许可谈判，阻碍标准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此外，由诉讼融资驱动的NPE利用禁令作为博弈工具，以及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中禁令范围的过度扩张，进一步凸显了现有制度在适应产业生态复杂性与创新协作需求方面的不足。 基于实证调研与比较研究，本报告提出体系化的制度完善建议：首先，应在《专利法》或司法解释中明确引入比例原则作为永久禁令审查的核心要件，建立多层次、情境化的权衡因素，实现救济精准化；其次，针对SEP案件，确立以“金钱补偿可行性”为核心的客观审查标准，细化FRAND合 规审查，并探索“临时许可”等柔性救济机制；再次，对NPE及存在诉讼融资的案件施加更严格的披露要求与审查标准，防范滥诉风险；最后，对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等特殊侵权形态，设定禁令适用的额外限制条件，避免保护过度。 本研究表明，推动我国专利禁令制度从“自动适用”向“审慎权衡”转型，是顺应技术发展与产业规律、优化创新法治环境的必然要求。通过立法完善与司法指引，构建兼顾权利保护与公共利益、契合国际趋势与中国国情的禁令规则体系，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研究团队成员 负责人：谢小勇统稿人：董喜俊执笔人：董喜俊王慧丽马池帅张晓丽李维 目录 第1章完善中国专利禁令规则的重要意义....................11.1实现专利法立法宗旨的内在要求......................11.2.适应中国技术、产业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2第2章中国专利禁令适用情况与效果的实证研究..............32.1法律框架与司法实践现状............................32.2行业共识与诉求....................................42.3当前专利禁令规则面临的挑战........................5第3章中国专利自动禁令规则的主要问题分析................73.1比例原则考量缺失及其负面效应......................73.2 SEP/FRAND框架下的禁令正当性危机...................93.3 NPE背景下禁令功能的异化与风险....................113.4多主体方法专利禁令的适用失度.....................12第4章域外专利禁令制度的发展与相关观点.................144.1美欧禁令制度的立法讨论与政策动因.................144.2美国eBay规则的形成背景与实践效果................154.3美欧对NPE诉讼的限制性措施.......................154.4美欧关于SEP禁令的立法与司法趋势.................16第5章完善中国专利禁令制度的建议.......................185.1完善一般专利侵权禁令制度，引入比例原则审查.......185.2完善SEP/FRAND相关禁令规则.......................195.3限制涉及NPE及诉讼融资的禁令滥用.................205.4完善涉及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的禁令规则.............21 第1章完善中国专利禁令规则的重要意义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专利制度及其司法实践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专利禁令作为专利权人维权的重要手段，不仅关涉权利人合法权益，也影响社会公众对专利技术的合理使用。随着禁令请求日益频繁，相关规则的完善成为当前讨论焦点。完善专利禁令规则，既能更好地实现专利法立法宗旨，推动技术诚实运用与创新进步，也有助于公平分配专利利益、减少诉讼纠纷、优化营商环境，对国家长远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1.1实现专利法立法宗旨的内在要求 专利法的核心宗旨在于激励发明创造、促进技术传播与应用，并平衡专利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专利法》（2020修正）第一条明确体现了这一双向目标：既要保护专利权，激励创新，也要推动技术应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专利制度的本质是在垄断权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维持合理张力。 在实施过程中，专利权人与实施者均须遵循诚实信用与公平原则。专利权人行使权利应与其技术贡献相匹配，防止滥用诉讼谋取不当利益，对恶意侵权则应强化规制。专利禁令作为制止侵权的重要救济手段，直接涉及多方利益平衡。完善其规则有利于有效遏制侵权，强化对恶意行为的法律威慑；同时，通过明确申请与审查标准，防止权利人滥用禁令，亦可维护市场公平，统一司法尺度，提升裁判可预期性，降低诉讼成本，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1.2.适应中国技术、产业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随着技术融合与产业升级，专利禁令的公平性日益受到各国关注。美国、德国等已通过立法与司法实践完善相关规则，注重在禁令裁决中纳入公共利益、比例原则等考量，体现权利行使的合理性与平衡性。对中国而言，完善专利禁令规则具有多重意义。 一是保障创新生态与产业发展。完善专利禁令规则有助于维护专利制度实效，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激励研发投入与成果转化，强化产业链安全与市场竞争力； 二是契合司法政策导向。完善专利禁令规则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等政策目标高度一致，助力实现裁判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三是促进国际规则衔接。完善专利禁令规则，有利于推动中国专利制度与国际实践对接，提升在国际知识产权治理中的话语权，打造知识产权争议解决优选地，营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综上，完善专利禁令规则既是落实专利法立法宗旨的关键举措，也是支撑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提升制度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对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2章中国专利禁令适用情况与效果的实证研究 2.1法律框架与司法实践现状 我国专利侵权救济长期遵循“侵权即停止”原则，将永久禁令视为侵权成立的当然结果。其法理基础在于知识产权作为绝对权的支配性与排他性，旨在恢复权利之圆满状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只要侵权成立且权利人提出请求，法院普遍支持停止侵害诉请。 作为原则例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司法解释（二）》）第26条规定，基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考量，可不判令停止侵权，代之以合理费用支付。在“武汉晶源”等案中，法院已据此对涉及公共产品的侵权未颁发禁令。此外，最高法院在2009年相关意见中提出，若停止行为会导致当事人重大利益失衡、悖于公共利益或无法执行，可采取赔偿等替代措施。这体现了在个案中引入利益衡量的司法尝试。 对于标准必要专利（SEP）与诉前行为保全（临时禁令），规则更为细化。《司法解释（二）》第24条对违反FRAND义务的SEP权利人请求禁令予以限制。在行为保全规定中，亦明确要求审查“难以弥补的损害”及双方损害对比等比例原则因素。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专利侵权案件，永久禁令的适用仍近乎自动。数据显示，2006年至2020年，专利权侵权案件中停止侵权的判决支持率介于69%至92%。这与美国（经eBay案确立四要素检验标准后禁令颁发率显著下降）、德国 （2021年修法明文引入比例原则限制永久禁令）等域外法域形成对比，后者更强调在个案中综合权衡各方利益。 2.2行业共识与诉求 为评估现行规则的实际影响，本研究整合了来自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65家企业）与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知识产权分会（43家车企）的两项问卷调研结果。两项调研在关键议题上呈现高度共识，主要发现如下： 一是行业普遍呼吁引入比例原则。绝大多数企业认为，当侵权技术仅涉及产品中价值占比很小的部件（如BOM成本5%以下）时，判决停止整个产品的生产销售不符合比例原则，可能导致显失公平。超过80%的受访者支持在专利法修订中引入类似美国“eBay四要素测试法”或德国法中的比例原则考量因素，以使禁令范围与侵权严重程度相匹配。 二是希望对SEP禁令施加严格限制。近七成企业认为，鉴于FRAND义务，禁令原则上不适用于SEP侵权救济，支付许可费通常足以弥补权利人损失。超九成企业认为，法院支持SEP禁令应极为审慎，需重点考察权利人在许可谈判中是否遵循FRAND原则、禁令是否会造成双方利益严重失衡（即实施人因被排除市场所失远超出权利人应得合理许可费）。 三是建议强化对NPE及诉讼融资的披露与审查。超九成企业认为，若主张禁令的原告是由诉讼融资支持的专利非实施主体（NPE），法院应要求其披露背后资金提供方。理由包括：此事实关乎禁令公平性判断、可能影响侵权认定（被告或已从关联方获许可）、且不披露将损害程序权利与诉讼秩 序。 四是需要关注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的禁令风险。绝大多数企业认为，在此类专利侵权中，要求仅实施部分步骤的制造商停止整个产品产销显失公平，并带来极高的法律不确定性与FTO调查困难。法院在决定是否颁发禁令时，应额外考量诸如“侵权产品是否自动实施专利关键步骤”、“其他必需组件是否为通用设备”等因素。 五是警惕非正常专利申请与滥诉的负面影响。针对大量非正常专利申请及外国诉讼投资人通过NPE重复提起禁令诉讼的现象，多数企业认为在此语境下，禁令的消极作用（如助长劫持、扰乱秩序）可能大于其积极作用。 2.3当前专利禁令规则面临的挑战 综合调研反馈，当前“侵权即停止”的自动禁令模式在复杂技术产品和产业生态中暴露出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利益失衡风险。尤其在SEP、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及小额部件侵权场景中，自动禁令易导致权利人与实施人之间利益严重失衡，可能成为谈判胁迫工具。 二是企业经营不确定性高。禁令的潜在威胁（尤其是来自NPE的）给企业带来巨大商业风险与合规负担，影响研发与投资决策。 三是制度衔接不足。现有司法解释中的利益衡平理念尚未充分、系统性地融入普通专利永久禁令的成文法规则，导致司法裁量标准不够明晰统一。 四是替代救济手段未受重视。多数企业认为，在诸多情 况下，充分的损害赔偿或合理许可费足以补偿权利人，禁令应作为补充性而非首选救济措施。 综上，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产业界普遍期待专利禁令制度从“自动适用”转向“审慎权衡”，通过明确引入比例原则、细化SEP等特殊情形规则、加强程序透明度，实现更精细化的利益平衡，以更好地服务于创新保护与产业健康发展的双重目标。 第3章中国专利自动禁令规则的主要问题分析 自动禁令规则，指在专利侵权成立时，除非存在法定例外，法院原则上应支持专利权人停止侵权的请求。该规则源于知识产权作为支配权的传统法理，旨在迅速制止侵权、恢复权利圆满状态。然而，随着技术发展进入复杂产品与产业融合时代，这一规则的刚性适用在多种场景下引发了显著的制度张力，集中体现于与比例原则的冲突、对FRAND承诺的侵蚀、对非实施实体（NPE）投机行为的助长，以及对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的过度保护。本章将系统剖析自动禁令规则在应对这些复杂情形时暴露出的结构性缺陷与实务困境。 3.1比例原则考量缺失及其负面效应 比例原则要求国家干预措施与其追求的目的相称，具体包含适当性、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