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世界制造业发展形势展望

【内容提要】展望2026年，世界制造业预计呈低位增长态势，不同领域和区域之间的分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下，高端制造领域需求保持强劲，而传统产业则面临产能过剩等多重压力；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预计温和增长，而贸易壁垒与技术管控的升级态势则将延续；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呈现“亚太活跃、欧美企稳、多极共进”的态势。亟需关注安全与发展博弈深化、技术主权竞争加剧、绿色壁垒不断提升、数字鸿沟持续扩大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这五大挑战。我国应着力统筹产供链安全与效率，强化科技自立自强，系统推进绿色与数字化转型，并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从而在全球制造业格局深度调整中赢得战略主动。 【关键词】世界制造业发展形势展望 2026年是世界制造业步入后疫情时代深度调整期的关键之年。回顾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放缓、通胀压力持续、主要经济体政策分化，为制造业复苏蒙上阴影；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速演进，为全球分工格局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分析2026年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基本走势、内在动因与潜在风险，聚焦全球产供链布局、技术竞争范式、绿色低碳转型、数字化进程及劳动力供给等核心议题，以期为科学研判未来趋势、有效制定应对策略提供有益参考。 一、对2026年形势的基本判断 （一）全球制造业整体形势 2026年全球制造业总体增速预计处于低位区间，但不同领域、区域间的增长差异显著。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持续深化，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低碳化演进。AI服务器、边缘计算设备等高端领域将需求旺盛，而传统制造领域将面临产能过剩与需求疲软的双重压力。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制造、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开始进入产业化初期，可能在2026年形成新的增长极。 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碳中和目标的推进，将迫使企业重新评估供应链布局。欧美推行“友岸外包”政策，东南亚、墨西哥等新兴制造基地承接产业转移，但运输距离拉长、合规成本上升将显著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受高利率环境、通胀黏性及地缘冲突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降至3%以下，发达经济体制造业PMI持续低迷，企业投资意愿收缩，全球制造业整体需求难以显著回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全球粮食与能源价格波动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间接影响制造业原材料供应与成本结构。 2026年全球制造业直接投资（FDI）有望小幅反弹，但增长主要依赖政策驱动与技术密集型领域扩张，而非全面复苏。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将 持续加码，供应链重构将催生区域投资转移，传统行业投资将呈现收缩与整合，政策不确定性将抑制长期投资。值得关注的是，绿色技术领域的跨境投资将突破1.2万亿美元，占制造业FDI总额的比重首次超过30%，显示全球产业转型的加速。全球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增速将深度放缓，预计低于1%。贸易保护主义冲击将持续发酵，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清单可能扩大，欧盟碳边境税覆盖范围可能扩展，日韩对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可能升级，都将直接抬高出口企业合规成本。需要关注的是，跨境电商与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可能重塑传统贸易模式，但相关规则体系尚未成熟，存在监管套利风险。 （二）主要区域经济体形势 欧盟：经济复苏动能减弱，结构性矛盾凸显。能源转型与成本压力、地缘政治与供应链重构、人口老龄化与内需疲软成为制约因素，化工、钢铁等传统产业面临竞争力下降的压力。金砖国家：增长分化加剧。印度凭借年轻人口占比优势和数字经济扩张，将成为区域增长的重要引擎，但需面对由全球贸易摩擦和内部转型压力构成的严峻挑战；俄罗斯经济高度依赖能源出口，技术封锁与人口流失问题将限制产业升级空间；南非面临矿业投资低迷、电力短缺与社会矛盾交织的挑战；巴西在全球供应链上游的地位较为巩固，但其产业进程深受进程基建与税制等因素的制约。东盟：经济加速分化。菲律宾依托服务业与侨汇驱动增长，但外部贸易政策调整将导致出口承压；越南作为全球制造转移的重要承接地，但基建水平滞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将威胁投资信心；印尼依托关键矿产冶炼加工产业争取全球产业链有利位置，但面临“碳依赖”难题；而泰国作为东南亚汽车强国，在向电动车产业赛道切换的同时，需应对市场失衡的考验。拉美：经济韧性显现，但结构性短板制约可持续发展。贸易网络与谈判成果支撑短期复苏，但通胀压力与公共债务高企将削弱政策灵活性，投资不足与社会矛盾引发长期风险。 （三）主要国家形势 美国：工业复苏态势强劲，但面临高通胀压力、利率政策不确定性、全球供应链竞争加剧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等挑战。制造业在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表现出显著韧性。德国：工业复苏动能充足，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得以巩固。但能源结构改革对传统制造业成本构成显著冲击，劳动力供给紧张问题加剧，全球技术竞争加剧带来转型压力。日本：工业复苏步伐缓慢，但内生动力逐步显现。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问题持续加剧，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传统行业全球竞争力将受挤压。韩国：工业保持较快扩张，尤其在半导体、电动汽车、显示面板、船舶等领域的领先地位进一步巩固。但全球半导体市场周期性波动、原材料价格波动与供应链不稳定性将推高生产成本，压缩利润空间。 二、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安全与发展持续博弈，产供链区域内部合作与外部对抗并存 一是区域性产供链体系加速强化。美国推动“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协议落地，欧盟强化内部产业链协同，中国加快与周边国家的供应链互联互通，进一步强化北美、欧洲、亚太三大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二是区域供应链内部合作与外部博弈交织。区域内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便利化政策强化协同，提升供应链稳定性与效率。但区域之间存在贸易壁垒与技术封锁，可能进一步导致全球供应链碎片化，影响全球资源配置效率。 （二）技术标准主权竞争加剧，全球产业分工或继续疾速重构 一是发达国家持续强化技术出口管制，全球技术流动显著受阻，发展中国家获取先进技术、参与高端制造的门槛被动提高。二是全球技术标准的主导权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标准壁垒”巩固其在新兴产业领域的规则优势，限制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全球技术合作。三是技术主权竞争正触发全球数据与产业布局的“地缘回流”，先进企业积极推动数据与产业的在岸、近岸、友岸迁徙，加剧全球产业布局的区域化与碎片化。 （三）绿色壁垒加速提升，持续挤压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 一是发达国家密集出台强制性碳管控政策，实质形成“绿色贸易壁垒”。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全面实施，要求进口产品提供完整的碳足迹核算报告；美国、日本等也纷纷推出国内碳税与碳市场机制，计划协同欧盟构建全球绿色贸易规则体系。二是绿色转型成本呈现“南北差异”，提升发展中国家产业成本。发展中国家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单位成本高，难以提升产业竞争力。 （四）数字与产业鸿沟双向放大，发展不平等问题加速凸显 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持续扩大。发达国家5G网络覆盖水平，工业互联网渗透率显著超过发展中国家，非洲、拉美等地区部分国家甚至尚未完成4G网络全覆盖，难以支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二是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差距悬殊。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技术迭代速度快，企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而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困难，与发达国家的产业鸿沟进一步拉大。 （五）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制造业劳动力供给，全球“用工荒”或持续蔓延 一是部分发达工业国人口结构老化，产业劳动力资源规模萎缩、供应不足，不仅影响技术经验的积累传承，也不利于产业竞争力的保持。 二是产业智能化、高端化转型加速，教育培训体系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劳动力结构性匮乏，“普通工人过剩”与“技能型人才紧缺”现象并存，原有就业结构受到冲击，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亦面临瓶颈。三是劳动力要素的跨境流动需求增加，与产供链体系碎片化、政治氛围保守化的现实交织碰撞，提高了部分国家的人力成本。 三、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一）统筹产供链安全效率，打造更完整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持续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聚焦“工业六基”领域，通过产学研协同攻关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提升产供链韧性。二是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引导东部地区发展高端制造，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形成东中西梯度协同发展格局。三是建立健全产供链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提前应对断链风险。四是探索构建亚太区域产供链合作机制，提升我产供链的国际嵌入度与掌控权。 （二）强化科技自立自强，突破关键领域技术主权障碍 一是实施重点领域研发计划或工程，围绕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设立国家重大专项，鼓励优势企业牵头组建技术攻关创新联合体。二是加强基础研究投入，通过税收优惠引导更多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向原始创新，形成“应用反哺基础”的良性循环。三是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我国 在智能制造、低碳技术、新能源等优势领域的标准成为国际通用规范和标准。 （三）系统推进绿色化转型，积极应对国际碳壁垒挑战 一是健全完善碳定价机制，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探索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协同路径。二是制定和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行动方案，积极要求高耗能企业披露产品碳足迹，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减排。三是加大绿色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点突破氢能储能、碳捕获利用等降碳技术，降低清洁转型成本。四是深化国际碳规则对话，依托“一带一路”平台推动与新兴经济体碳核算互认，避免重复征收碳边境税。 （四）弥合数字鸿沟，以智能化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在工业园区部署5G专网、工业互联网平台，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高标准建设数字园区。二是培育跨领域数字人才，优化高校专业学科设置，支持高校开设智能制造交叉学科，建立学校企业数字化联合实训基地。三是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建立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促进产供链上下游数据安全共享，解决行业共性问题。 （五）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应对制造业劳动力供给挑战 一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行“校企双元”联合培养模式，重点培养人工智能+应用、机器人运维等技能人才。二是完善灵活就业保障机制，吸引银龄工程师等经验型人才重返岗位。三是加快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引导中小企业应用自动化设备，降低对普通劳动力的依赖。四是加大力度引进紧缺的国际人才，优化外籍专家在华工作许可流程，对接全球高端制造人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