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的“双刃剑”：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对全球利害关系的影响

- 2 -20世纪核武器的出现深刻改变国际关系，尽管其带来巨大威慑，却未显著推动经济繁荣，而更多成为国家威望象征，诱发多国追求核能力。进入21世纪，人工智能（AI）被视为可能带来更大变革的力量。中美两国在该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被认为是新一轮科技与战略主导权的争夺。然而，技术领先本身不足以赢得全面优势，还需在外交和价值观层面展现领导力。历史上，核技术和太空竞赛不仅是军事与经济较量，也体现软实力竞争，并最终促成国际合作。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将超越技术范畴，深刻影响国家形象、全球秩序与人类生存方式，各国应在竞争中推动合作，确保其造福全人类。本报告聚焦人工智能在冲突规范、国家治理、新兴生命伦理、灾难性风险四大领域的演变，针对每一领域，梳理其对中美竞争的战略意义，解析两国对发展走向的影响机制，并评估中美合作的可能性与战略价值：冲突规范：人工智能在确定目标、制定决策和致命自主武器系统方面的能力预示着战争将发生战略和伦理的颠覆性变化，并加剧各国军事力量的不平衡，其影响力不亚于甚至超过核武器。国家治理：人工智能有望催生新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机制，技术威权主义和技术民主的相关报道已初步展现这一趋势。中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人工智能重塑国家 - 3 -治理的潜力有望从根本上改变意识形态竞争的方式和格局。新兴生命伦理：人工智能正引领基因组技术革命，这意味着人类长期设想的基因操控能力即将成为现实。基因筛选和基因改造的发展在带来医学突破的同时，也潜藏着干预人类自然进化的风险。灾难性风险：若人工智能全面应用于生物技术、网络安全和核指挥控制等高风险领域，将重塑相关领域的重大风险格局，进一步威胁国家和国际稳定，管控风险的重要性或将达到甚至超过冷战时期核安全保障的战略高度。一、冲突规范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现代战争形态，成为中美等大国竞相布局的关键力量。美国率先将其引入防务领域，不仅在情报、监视、侦察等方面广泛应用，还通过“麦文计划”等项目推动战场数据处理智能化，并在规范制定方面扮演领导角色。一些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战略价值甚至可能超越核武器，其更具可用性和实战性，未来“无人机群”协同作战等模式或将彻底改变战争规则。中国亦视人工智能为突破美国军事优势的“难得机遇”，期望借此实现战略超越。在武器系统、决策支撑、情报感知等领域，人工智能正成为军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面对这一深刻转变， - 4 -美国需持续强化领导力并争取更多国家接受其主导的技术规范。总体来看，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已成全球趋势，其潜在影响广泛而深远，推动其安全、负责任的应用正成为各国国防战略的核心命题。（一）利害关系未来人工智能正加速渗透作战领域，杀手机器人大规模扫射人类的末日图景已成为公众梦魇，折射出技术军事化进程中的重大伦理困境。历史早已表明，技术进步常伴随战争形态的剧烈变革，如一战中机枪与堑壕战的结合令欧洲陷入血腥泥沼，死亡数字远超以往，而其战略收益却极其有限。若未来放任致命自主武器广泛部署，结合人工智能的速度与精准度，战争将进一步异化为去人化、超常规的屠戮过程，战斗人员也可能沦为自动杀戮的附属程序，非人道本质将更加凸显。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如何引导人工智能赋能战争的模式，直接关系到未来战争是否滑向灾难边缘。当前急需厘清四个核心伦理问题：一是责任归属问题。传统战争要求行为主体承担道义责任，但随着AI系统拥有更强自主性，一旦发生战争罪行，责任该如何划定？能否确保其遵循国际人道法？二是道德判断机制的缺位。现实中许多决策需由一线人员临场判断，而AI系统是否具备或该如何嵌入这种判断标准，尚无共识。三是战争心理的 - 5 -异化。随着武器技术的远程化，战争从近身搏斗演化为“遥控杀人”，AI的广泛使用可能将战斗完全“游戏化”，进一步削弱对生命的敬畏。四是全球军力不平衡风险。技术强国或将凭借AI在军力上大幅超越他国，引发冷战式的武装分层，甚至掀起新一轮军事压迫与安全恐慌。不过，这些潜在危机并非注定成真。人工智能发展充满变数，未来或许会革新战争责任划分机制，也可能通过新方式嵌入人类的伦理判断。而且，AI在军事上的优势未必永远偏向强国，技术的可扩散性也可能被边缘武装所利用，反倒使弱势方掌握不对称优势。最后，人工智能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部分战争伦理困境。近年来，精确制导武器通过提升打击精度已显著减少平民伤亡，AI系统若能延续这一趋势，未来战争中的附带损伤或将进一步下降。同时，使用AI系统执行高风险任务，虽伴随争议，但在避免人员牺牲方面具有独特意义，体现其潜在正面价值。（二）中美影响力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均坚信未来冲突中技术将起决定性作用。尽管人工智能在军事应用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但其影响力受多种因素制约。例如乌克兰战争中，大量廉价商用无人机被投入实战，显示并非所有人工智能赋能系统都依赖高端研发能力，战术层面更多依赖灵活改装与实际运用。 - 6 -因此，中美对某些军事人工智能技术扩散的影响或相对有限。同时，军事人工智能的战术使用模式往往在实战中快速演变，推动者未必是中美这样的大国，而是直接卷入冲突的各方。从整体发展轨迹看，中美虽具领导地位，但对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的实际引导力并非决定性。尽管如此，作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中美在军事人工智能规则制定、信任机制构建和军备控制方面仍具无可比拟的影响力。类似冷战时期的核管控背景，两国在竞争中也存在合作动力，致力于避免最坏情况发生并遏制高风险能力扩散。但军控对话在近年来趋于停滞，即便拜登与习近平曾达成“核武动用决策不使用人工智能”的共识，也缺乏执行细节和监督机制。除非发生重大政治变局，中美在人工智能军控领域实现深入合作的前景依然不明朗。当前，美国倡导“在动用武力时应保留适当人类判断”，主张以负责任方式使用人工智能，以提高打击精准性、减少伤亡。这一立场意在寻求平衡：既允许发展人工智能军事能力，又设定合理限制，避免引发严重后果。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武器性能提升，近30个国家已呼吁禁止完全自主武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公开反对这种武器系统，认为其“在政治上不可接受，在道德层面令人厌恶”。这些立场与冷战时期反核运动相似，但人 - 7 -工智能武器的演进过程更为渐进，风险积累却不容低估。美国若希望其保留人类判断的主张取得广泛认同，必须在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展现更加清晰、坚定且有责任感的国际领导。二、国家治理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不仅关乎技术，更折射出两种国家治理模式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人工智能有潜力重塑国家治理体系，其影响虽难以精准判断，却无疑深远。与机械武器系统不同，人工智能影响国家治理的方式更为间接复杂，传统政治理论尚未厘清其逻辑路径，因此在预测其未来作用时需要保持谦逊。中国在利用人工智能赋能治理方面目标清晰、推进迅速，而美国在构建“技术服务民主”的路径上相对分散，尽管提出《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但缺乏强制力。这种差异反映了两国制度模式的本质区别：中国的自上而下体制推动政府主动设定规则，而美国则更依赖自由市场和多元治理结构。技术特性本身也放大了这种分歧，现阶段人工智能系统更适用于监管控制，而非授权参与。但将人工智能视为“天然有利于专制”的观点并不准确。正如互联网最初被视为自由化工具，后来却被用于控制舆论，人工智能亦可在适当制度安排下增强民主功能。例如，大语言模型既可能用于虚假宣传，也有潜力提升政治参与、优化政府服务、增进社 - 8 -会共识。因此，人工智能究竟引向何种治理模式，并非由技术本身决定，而取决于引领者的制度选择和价值导向。（一）利害关系报告认为，人工智能对国家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如下：第一，人工智能的进步正加剧不同政体在治理模式上的分化。中国致力于将人工智能用于强化国家治理，提升网络审查、监管与社会控制效率，并探索信息技术驱动的新型治理结构。例如，结合深度伪造与心理画像开展定向宣传，推进民生服务系统智能化，甚至利用“警情预测”手段提前干预潜在冲突，构建系统性技术治理模式。相比之下，美国及西方国家则强调在保障自由与隐私的基础上引入人工智能，提升政府透明度、强化隐私保护，并借助AI打击错误与虚假信息，维护公共讨论环境。西方还期望利用人工智能开发新型民主工具，提升公众参与、改进司法效率与公正性，推动民主制度深化。第二，人工智能对传统价值观带来部分新问题。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加剧了中美价值体系的差异，也带来了超出现有治理框架的新伦理问题，尤其在民主社会中更为突出。一个典型案例是算法辅助假释裁决中的种族偏见问题。相关系统虽旨在提升裁决公平性，却引发广泛争议。争议核心在于对公平性的不同理解：一种强调各族群再犯罪预测的准确性一致，另一种关注误判类型的 - 9 -平衡。统计学上，只有当不同群体的再犯罪率完全一致时，两者才能兼顾，但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因此，算法系统必须在二者中择一，无法两全。这个问题反映出司法公平在技术介入下的新复杂性，也促使西方国家重新思考技术与价值的关系，厘清自身立场。第三，限制科技企业的权力。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另一个新问题是，如何界定科技公司对公众权力的边界，这是民主与威权国家都必须面对的。一些学者担心，随着“监控资本主义”的兴起，科技企业会通过跟踪和影响消费者而拥有新的权力。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望进一步扩大这些权力，促使各国不得不制定明确规则，以约束这些权力的使用。（二）中美影响力中国在国际推广人工智能方面展现出更强的战略性和持续性。依托大规模国内投资和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中国企业不断将AI工具输出至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在智慧城市建设、监控系统等领域广泛布局。这一技术输出不仅服务于更广泛的外交政策，也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国还凭借领先的开源企业在全球开源AI领域取得优势，使更多国家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取先进模型，从而增强其软实力并巩固技术领导地位。相比之下，美国虽强调人工智能助力民主，但相关项目分散，缺乏系统推动，在 - 10 -影响力和技术普及上明显落于下风。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塑造方面，美国在多边机制上较为活跃，主导提出了“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联合国决议，并参与制定一系列涉及人权与AI的国际文件。然而这些努力多流于原则倡议，部分协议尚未获得国内立法确认，整体成效有限。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框架，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并以金砖机制等为平台，设立合作中心、深化技术交流。综合来看，美国强调治理规则但落实不足，而中国则以务实方式推广技术出口，逐步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AI合作网络，力图成为全球南方的人工智能引领者。相对于中国的技术崛起，美国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相对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缺乏远见、政治经济体系存在巨大差异等。提升美国的相对影响力需要在三方面加倍努力，当前最首要的是制定更清晰、更宏大目标，运用人工智能推动自由、民主、法治和公众参与。三、新兴生命伦理人工智能对新兴生命伦理的影响尤为突出，这一领域缺乏先例可循。尽管人工智能对冲突规范、国家治理和灾难性风险带来影响，但这些议题对超级大国竞争来说较为熟悉。生命伦理问题 - 11 -复杂且未知，当前创新主要来自商业实体，美国和中国都尚未形成完善的思路，因此难以应对人工智能引发的生命伦理挑战。基因组信息复杂多变，传统技术难以破解，人工智能则被视为理解和解析基因组的关键工具，可能推动基因功能分析和疾病基因发现。人工智能还助力基因编辑，尤其是提升CRISPR技术的精确度，但其突破进展时间尚不确定，因基因运行机制极为复杂，许多难题待解。（一）利害关系在现代科学中，生物学始终涉及大量伦理问题，因此，生命伦理拥有完善的行为规范和制度。然而，尤其在各国为了科学声望和经济利益而竞相开拓这些未知领域的情况下，人们很难确定现有的生命伦理体系是否能有效应对新兴人工智能能力引发了全新且重大的伦理问题。伦理问题的范畴无疑会不断变化，但以下却是一些最紧迫的问题：1、可遗传人类基因组编辑和基因治疗随着CRISPR技术的发展，可遗传人类基因组编辑（HHGE）和基因治疗逐渐成为现实，但也引发了基因不平等的担忧。富裕国家可能通过基因工程提升全民素质，从而在生物学层面加剧全球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