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与关键数据
- 煤炭发电融资面临社会经济和环境风险：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新建燃煤发电站利用率不高，突显了建设相关的固定资产风险。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若继续开发新的燃煤发电产能，可能面临类似挑战和成本。
- 金融承诺趋势：自2013年以来，国际公营财政资金已成为投入新燃煤电厂承诺资金中占比最高的部分（40%），而可再生能源发电厂融资几乎60%来自国内私人投资者。2013年至2019年，中国境内的金融机构在HICs对燃煤电厂承诺的总额42亿美元融资中占比40%。
- 高影响力国家（HICs）煤炭融资受益者：南亚高收入经济体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自2013年以来接收了大部分针对新建燃煤电厂的融资承诺，非洲高收入经济体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马拉维、尼日尔和坦桑尼亚都设有活跃的燃煤电厂开发项目。
- 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优势：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是近期内扩大电力获取效率最高的途径，成本持续下降，建设时间缩短，且无需昂贵的远程输电基础设施。
主要地区煤炭金融的受益者
- 南亚：印度是HICs中目前正在积极开发的燃煤发电能力最大的国家，拥有87%的燃煤发电管道项目。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在2020年明确表示将停止对新煤项目的审批，但正在继续完成大量已经开工的煤电项目。
- 非洲：非洲HICs总体而言对煤炭保持友好态度，尽管存在经济条件、融资渠道、基础设施限制以及公众反对等因素。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马拉维、尼日尔和坦桑尼亚设有活跃的燃煤电厂开发项目。
推动新燃煤电厂发展的动力
- 政策环境：国家政策环境是否有利于燃煤电厂的发展是其对新煤融资需求的一个基本决定因素。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已明确表示停止对新煤项目的审批，而一些非洲HICs将煤炭纳入其未来电力系统发展规划。
- 经济因素：与南亚HICs不同，煤炭在非洲HICs的电力发电组合中不扮演重要角色，缺乏煤炭资源的国家依赖进口，引发能源安全问题。煤炭开采不仅使民众面临健康和安全风险，还可能导致技能过时。
- 中国对HICs煤炭融资的影响：中国仍然是HICs煤炭投资者中最大的政府，其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对HICs燃煤电厂投资影响尤为显著。
煤炭融资的来源
- 国际公营财政资金：自2013年以来，已成为投入新燃煤电厂承诺资金中占比最高的部分，主要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
- 私人融资：可再生能源发电厂融资几乎60%来自国内私人投资者，而燃煤电厂融资大部分来自商业金融机构。
- 中国国有金融机构：中国国有企业中银保向中国海外燃煤项目提供了低于市场的保险费，推动了中国对HICs煤炭融资的增长。
风险与结果
-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产能过剩：两国宣布转型离开煤炭，但现有煤炭资源的未充分利用导致财务成本增加，向闲置燃煤电厂运营商支付了巨额容量费。
-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煤炭开发的潜在风险：肯尼亚的拉穆燃煤项目展现了煤炭开发的广泛风险，包括环境问题、当地社区反对、国际压力和财政风险。
结论与建议
- 政策制定者需重新评估燃煤项目：燃煤电厂投资的财务可行性已削弱，可再生能源成为最便宜的新增发电能力。
- 转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与电池储存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电网基础设施模式的基石，可持续地为当地社区提供服务并赋权。
- 提高金融透明度：需要更稳健地披露对碳密集型资产的资本最终用途，使资本提供者对它们所引发的排放负责。
- 建立基于金融的碳核算制度：迫使资助境外煤炭项目的国家考虑国内资本对跨境排放的影响，与气候危机的全球性质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