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在对话中主要探讨了投资、消费与人民币汇率三个问题。
关于投资与消费，林毅夫认为中国增加消费无助于解决发达国家的产能过剩问题，因为中国消费品需求与发达国家过剩的资本品不匹配。他主张继续扩大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解决增长瓶颈。投资应重点放在农业基础设施、水利、农业科技和产业升级上，通过审慎投资带动就业和经济持续发展。他指出，中国消费占国民经济比重下降但消费水平仍在增长，需在提高生产力基础上增加工人工资和全社会消费水平。
关于人民币汇率，林毅夫指出2003年后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的估值变化难以用学理解释，将其视为政治问题。他认为日本和美国提出人民币低估的观点是基于自身国内问题，逻辑混乱。人民币升值也无法解决美国贸易逆差，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生活必需品。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随着可贸易部门生产力提高，真实汇率应上升，但刘易斯拐点临近导致工资增长受限，因此汇率并非被人为压低。当前面临对内通胀或对外名义汇率升值的抉择，人民币升值见效可能更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