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际环境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动向

联合资信主权部|程泽宇 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和美国的全球再平衡战略加速了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欧洲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加速供应链和产业链调整，对亚洲的产业“雁阵模式”造成较大冲击目前中国产业对外转移主要采取“产品出海”、“产能出海”以及“商业模式出海”相结合的模式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秉承国家“走出去”战略，提前进行全球产业布局；私营企业主要基于降低成本、避免制裁和开拓新市场等原因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为规避关税壁垒和地缘政治冲突，更多的中资企业选择绕道墨西哥进行对外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涉及领域广泛，涵盖了国民经济的全部行业大类，近年来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绿色投资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动向有助于消化国内过剩产能、开拓海外市场、促进产业升级，但也可能影响中国的贸易结构、经常账户结构以及外汇储备结构，此外还存在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 一、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背景和路径 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和美国的全球再平衡战略加速了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欧洲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加速供应链和产业链调整，对亚洲的产业“雁阵模式”造成较大冲击 近年来，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西方世界有所复兴，政治极端化趋势不断加强。美国自2018年通过“美国优先”、关税保护、制造业回流等举措开启逆全球化节奏，美国政府相继发布多项行政法令与政策，对其在制造业、国防工业等重点领域的供应链安全、对国外依赖程度以及具体应对策略等进行了全面评估，以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2022年拜登政府实行更为严格的供应链转移计划，同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通胀削减法案》，出台包括高额补贴在内的大量激励措施，以推动电动汽车和其他绿色技术在美国本土的应用。 欧洲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加速进行供应链和产业链调整。一方面，加快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欧洲国家政府会通过鼓励“欧盟制造”、发挥气候变化以及数字技术方面的优势，促进中高端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欧盟提出《绿色协议工业计划》，以增强欧洲净零工业的竞争力；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深化工业4.0战略，推动德国工业全方位升级；法国公布“再工业化”计划，提出一系列扶持绿色产业及欧洲汽车、电池制造业的措施；意大利推出“意大利制造”法案，旨在促进制造业发展及完善相关制度。 东亚地区从传统的由日本作为“头雁”的“雁阵式”产业体系，演变为以中国为主要供需价值链核心的网络拓扑结构式产业体系，中国在地区间的作用愈发凸显。但在中美“脱钩”以及中国产业升级的背景下，美国与一些亚太国家签署“印太经济框架”，意图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世界经济秩序，导致部分在华中低端产业向“雁阵模式”下端（如印度、越南等国）迁移。整体看，虽然短时间内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和粘性难以替代，但如果中美“脱钩”成为常态化，未来全球供应链存在部分中高端制造业加速回流欧美，以及部分中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南亚等具有人口红利国家迁移的风险。 2018年后全球FDI发展进入收缩期，全球FDI主要从发达经济体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但发展中经济体区域分化较大，美国、日本和中国是全球前三大FDI流出国 国际直接投资（FDI）是全球产业布局和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FDI的发展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主要经历如下三个阶段：一是1990－2000年发展中经济体快速崛起，带动全球FDI迅猛增长。本阶段以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腾飞为背景，全球FDI流量增长近4.6倍，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大幅上升逾2.8个百 分点。但之后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跨国公司缩减跨国并购规模，2000年后全球FDI流动规模大幅回落。二是2003－2007年全球经济一体化增强，发达经济体加速海外布局步伐。在美联储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投资者信心增强的背景下，本阶段全球FDI流量增长约2.8倍，占全球GDP的比重上升约2.1个百分点。但之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影响，2008年后全球FDI流动规模大幅收缩。三是2014－2016年全球并购潮兴起，带动全球FDI短暂性复苏。受益于发达经济体并购潮的兴起，本阶段全球FDI流量小幅增长35.3%，占全球GDP的比重小幅上升0.8个百分点，由于本阶段没有全球经济的强劲复苏做支撑，从上升幅度到持续时间均弱于前两次表现。 目前，全球正处于第三阶段的下行期。自2018年后逆全球化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全球FDI的发展进入收缩期。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为防控疫情而停工停产，经济停顿造成企业减产和库存消耗，全球供应链趋于紧张，随之全球FDI规模下跌至0.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低。虽然2021年全球需求端强劲复苏，但供给端却出现低库存、弱生产、交通物流受阻等问题，全球供需结构进一步失衡，全球FDI规模仅恢复至疫情暴发前的85%左右。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对全球能源、原材料以及食品等供应链造成较大冲击，再加上国际融资项目和跨境并购业务受融资条件收紧以及利率高企等因素影响而显著下降，全球FDI规模同比下滑11.3%至1.3万亿美元。 从资金流向看，FDI流动路径主要是从发达经济体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由于发达 经济体跨国企业的金融交易减少，2022年发达经济体FDI流量规模较上年大幅下降36.7%至3,783.2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FDI流量规模则稳步增长5.9%至9,365.9亿美元，但区域分布差异较大，其中亚洲FDI流入量基本持平，且占全球FDI流量的接近70%；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FDI流入量同比增长超50%至2,08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非洲地区因多数国家经济结构薄弱且易受外部冲击，FDI流入量明显下降。 分国别来看，美国、日本和中国是全球前三大FDI流出国，其中日本在2022年由过去的全球第四位跃升为全球第二位；美国、中国、新加坡为全球前三大FDI流入国，其中新加坡首度超越中国香港跃居全球第三位。 从全球产业转移的行业分布看，全球FDI的流动趋势向基础设施建设、全球价值链密集型行业以及芯片领域集群 在地缘政治持续发酵、各国贸易保护加码、技术壁垒升级以及通胀压力依旧持续的背景下，全球FDI的流动趋势向基础设施建设、全球价值链密集型行业以及芯片领域集群。具体来看，2022年全球FDI投资在包括基础建设、发电和配电以及电信行业的项目大幅增长26%，投资在工业和家庭用水以及卫生设施领域的项目大幅增长20%，投资在卫生和教育、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数量均大幅增长8%。电子、汽车和机械等面临供应链重组压力的全球价值链密集型行业的投资项目数量和金额都明显增长。此外，为应对全球芯片短缺，在已宣布的五个全球最大的投资项目中，有三个集中在半导体行业。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部门的投资在经历了2020年和2021年的热潮后有所放缓，2022年全球FDI流向数字经济部门的投资项目数量明显减少。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内部原因 中国对外贸易阶段逐渐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口替代型”转变，同时伴随着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出口和资本输出的快速增长，目前出现了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以及部分高端产业回流发达经济体的现象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通过配置全球资源，将成本流向更低的地区而利润流向更高的地区，享受价值链顶端的高额收益。同时，FDI的流入可以辅助东道国充分利用流入资金和技术进行经济建设和产业升级。20世纪80－90年代，发达经济体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将产业结构重心转向高技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方向发展。这时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凭借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和优惠的外资政策，承接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生产加工环节，使中国迅速成为新的“世界工厂”。随着经济发展得到一定积累以及国内市场逐步扩大，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逐渐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口替代型”转变，对外贸易贸易依存度由2006年64%的历史高点一路下降至2023年的33%，下滑逾30个百分点。同时，伴随着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出口和资本输出的快速增长，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也由依赖FDI流入上升为吸引FDI流入。 21世纪初期，中国的FDI流入规模由2000年的407.1亿美元飙升至2010年的1,147.3亿美元，涨幅超过180%。2010年以来，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开始受到土地、劳动力等因素的制约，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成本和政策更具优势的东南亚国家转移，2015年中国FDI流出规模首度超过流入规模。具体来说，纺织服装产业链下游的劳动密集环节、家居用品产业链、化工制品 类产业链下游环节、部分金属制品类、电子产业链下游环节是转出的重点行业。另一方面，受到发达经济体推出的“再工业化”战略、工业互联网战略、工业4.0战略等制造业振兴战略的影响，中国部分高端产业开始向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回流，出现了“低端转移”和“高端转移”并存的现象。 随着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后逐步进入存量竞争时代，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矛盾体现在产能结构过剩上，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企业发展空间，企业亟需向外拓展新市场以及产业升级来发掘新的业务增长点，包括高新技术产业（新质生产力）、精密仪器和设备为主的制造业等 近年来，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并呈现三期叠加的阶段特征，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随着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实际GDP增速由10%（2000－2009年平均）逐步下降至7.5%（2010－2019年平均），再到如今的5%左右（2020－2023年平均），中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后逐步进入存量竞争时代。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已步入城镇化发展中后期，前期通过大兴基建推动投资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呈现一定疲软态势，目前需要通过城市更新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另一方面，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2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且2023年负增长趋势有所扩大，但与此同时中国老龄化比率（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上涨至15.4%，远高于联合国对老龄化社会7%的认定标准，表明中国人口红利优势明显削弱，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未来消费前景或造成一定抑制。 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矛盾体现在产能结构过剩上，不论是前期快速扩张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房地产相关上下游行业均存在该问题。目前，中国政府正在主动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挤出过剩产能来降低其对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占用，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生产和分配效率。从长期看，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过渡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企业发展空间，在雁阵模式转移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趋势下，产业结构必然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变，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行业有望高速发展，以逐步弥补甚至替代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企业亟需向外拓展新市场以及产业升级来发掘新的业务增长点，包括高新技术产业（新质生产力）、精密仪器和设备为主的制造业等。此外，传统过剩产能需要向后发国家转移，新兴产业全球布局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向。 贸易保护主义成为传统大国抑制追赶国家的重要手段，导致中国高端制造业逐渐出现向发达经济体回流的趋势，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出现区域性收紧 由于各国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通过国际供应链的畅通维持全球产业链的稳定。但近几年，中国在技术领域迅猛发展，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已经具备了与美国直接竞争的一定能力，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尖端科技领域也呈现出与美国相差无几甚至并驾齐驱的态势，中美国际分工开始从互补逐步走向竞争。受大国博弈与竞争的影响，贸易保护主义成为传统大国抑制追赶国家的重要手段。 2018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301调查”对多种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开启了这 一阶段中美贸易摩擦的序幕。2024年，美国发布对华加征301关税四年期复审结果，宣布在原有301关税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等产品关税。其中，电动汽车进口关税将提高至100%，光伏面板和动力电池的关税则分别提高至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