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墨产业链迁移探究：君行丝路·一带一路国家系列报告：“竞争性替代”还是“互补性合作”

君行丝路·一带一路国家系列报告： “竞争性替代”还是“互补性合作”—— 中-越-墨产业链迁移探究 报告导读： 全球化推动着产业的国际分工，使得各国在合作链条之中形成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然而，当今世界却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地缘政治风险、贸易摩擦，供需错配接踵而至，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在政治经济格局失衡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夹缝之间艰难求生，逐渐显现出回流和转移的倾向。随欧美国家试图加速“去中国化”，通过重构产业链以减少对于中国产业链的依赖，愈来愈多有关越南与墨西哥等新兴国家是否会承接中国产业链，并取代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角色并成为“世界工厂”的一系列讨论于近期涌现。本文意在探究当前中国产业链转移之下的内外生因素，通过剖析中、越、墨经济贸易数据探寻产业链重新布局的特征与趋势的线索，并利用UIBE GVC数据库中关键指标定量分析三国在纺织、电子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的参与度、地位分工角色及产业链关联度，进而探讨当前全球产业链重塑下的格局究竟是“竞争性替代”还是“互补性合作”。 摆脱低端锁定以及实现产业链升级，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之下的被动策略，同时也是中国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动应对方式。自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进口来源的确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表现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直接贸易活动在逐步弱化，开始更多地从中国之外的其他新兴国家，如墨西哥和越南进口。在美国倡导制造业回流、对华单边贸易限制加强、美-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共同承诺，以及美-墨间“近岸外包”快速发展之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为墨西哥以及越南的制造业带来历史机会。叠加劳动力成本效益更高的原因，越南和墨西哥成为了潜在中国产业链外迁的承接国。然而，对中国来说，中低端产业链环节的转移以及全球生产分工布局重新构建并非无益。从要素禀赋的国际竞争力来看，我国制造业以劳动力总量以及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在逐步走弱，劳动要素的相对下降造成此环节利润受挤压，中低端制造业环节保留于国内并不现实。部分劳动成本敏感型环节以及中端加工组装节的外迁一方面符合产业发展规律，也有助中国淘汰较为落后的产能，集中有限资源于形成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至技术密集型产业。 通过进一步分析中国整体制造业以及纺织、电子、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承接转移模式，我们发现中国产业链并未呈现出“脱钩式外迁”，而是低端加工制造环节的“外溢”。全球供应链GVC地位指数显示越南和墨西哥两国在整体制造业所处的分工位置相较中国更偏于下游，与中国形成了产业链嵌合与分工互补关系。墨西哥的交通设备，以及越南对美国的出口的纺织和电子制成品当前高度依赖于来自国外，尤其是中国的中间品附加值。越、墨制造业的发展当前主要以较为单一和偏低端的轻工业和加工组装工业为主，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全产业链体系，对中国上游供应依存度较高。 目录 1.中国产业链外迁驱动因素分析............................................................................................................................................................51.1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使劳动密集产业失去比较优势.............................................................................................51.2制造业部门产能过剩带来利润压缩，促使企业出海....................................................................................................101.3西方构建新产业链体系以加强“近岸”与区域内合作，减少对华依赖.....................................................................112.探寻越、墨产业链承接模式：对美出口消费品，从中国进口相关中间品......................................................................133.全球供应链参与度、地位分工与产业链关联性分析................................................................................................................213.1越、墨主要以加工组装偏低端方式参与全球产业链，制造业分工总体趋于下游.............................................223.2越、墨向美出口主要商品对我国进口中间品的依存度与关联度高.........................................................................254.总结.............................................................................................................................................................................................................27 （正文） 全球化推动着产业的国际分工，使得各国在合作链条之中形成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然而，当今世界却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地缘政治风险、贸易摩擦，供需错配接踵而至，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在政治经济格局失衡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夹缝之间艰难求生，逐渐显现出回流以及转移的倾向。随欧美国家试图加速“去中国化”，通过重构产业链以减少对于中国的产业链依赖，愈来愈多有关越南与墨西哥等新兴国家是否会承接中国产业链，取代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角色并成为“世界工厂”的一系列讨论于近期涌现。 数据趋势表明，中国在美国进口份额近五年来急剧下降，与包括越南、墨西哥在内的东盟与拉美国家占美国进口总额占比的上行趋势形成鲜明对比。过去八年间，越南占美国进口份额增长了约90%，墨西哥则增长了20%，中国大陆则下跌超过34%，一定程度上显现中国逐渐被替代的趋势，也同时加剧了对于中国产业链“脱钩式”外迁的担忧。 本文意在探究当前中国产业链转移之下的内外生因素，通过剖析和拆分中、越、墨经济贸易数据以探寻产业链重新布局的特征与趋势的线索，并利用UIBE GVC数据库中关键指标定量分析三国在纺织、电子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的参与度、地位分工角色及产业链关联度，进而探讨当前全球产业链重塑下的格局究竟是“竞争性替代”还是“互补性合作”。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期货研究 1.中国产业链外迁驱动因素分析 1.1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使劳动密集产业失去比较优势 随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供给难以为继，劳动成本比较性优势有所下降，资本投入也在老龄化加深的趋势下面临储蓄率下降所带来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束缚。在当前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若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需要通过产业深度转型以及技术突破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根据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下的资源禀赋结构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并转移出不适宜其长期经济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多组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的人口红利不具可持续性和比较优势：从抚养比，即(0-14岁非劳动力人口+65岁以上非劳动力人口）/15-64岁劳动人口）来看,中国早已呈现出见底回升的态势，当前100个劳动人口要抚养45个孩童和老人，未来抚养负担会更加繁重。对比来看，墨西哥和印度两国抚养比率趋势则在不断下跌，显示出劳动力更具备长期潜能。老龄化程度方面，中国65岁人口比例高达13.72%，高出越南超过4.6个百分点。对比平均薪资，无论从增速还是绝对值来看中国当前的劳动力成本都显著高于越南的水平。制造业人工成本方面，墨西哥和越南也较中国更为廉价。从经济部门劳动力分布结构的角度看，中国整体工业劳动力占比逐年下行，而越南则在近年来大力发展制造业之下，劳动力结构从第一产业逐渐转向第二产业。 随着中国劳动力人口与成本比较优势逐渐走弱，劳动力整体对于实际GDP的增长贡献下降显著，总体从分母端提振了人均资本存量，产业升级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最优选择。根据经济增长的经典理论，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能在于其劳动力的增长、资本的累积、技术的革新以及选择与其经济结构相适宜的资本密集度技术。在生产函数中，A与a都可以被视为技术的表征。全要素生产率A是在剥离资本K和劳动L对于经济增长Y后包括技术在内的剩余部分。a是生产方式的刻画，代表资本密集度。a越大，生产对于资本K的依赖越大，反之，当a越小，生产就越依赖劳动力L。在此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A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越高越好，然而资本密集度a却是一个产业的择优问题：一个经 济体最优资本密集度技术的选择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随着人均资本存量（K/L），即资本存量与劳动人口比率的变化，对于一国最有利的产业也会发生转变。当人均资本存量在低位，也就是当资本较为稀缺的时候，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更优，但当人均资本存量相对较高时，资本密集型技术对经济发展更加有利。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之下，一国的产业发展战略应当根据不同阶段其要素禀赋的情况来选择最适当的技术方式来组织其生产。 当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总资本存量增速从2009年的9%降至2019年的7%。虽然我国资本存量的增速近年来有所放缓，但在劳动增速走弱的驱动下，人均资本存量呈现逐渐上行趋势。人均资本存量的上升，使中国的纺织、制鞋、家具等劳动型密集制造业的优势丧失。与越、墨两国横向比较来看，两国资源禀赋结构与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更为匹配。在此背景下，部分制造业的外迁从中国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说实际并无害处：若要避免经济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以及经济增速的中枢下移，在当前劳动力（L）增长不可持续，叠加资本要素（K）驱动的增长遭遇瓶颈的情况下，应更为依赖于全要素生产（A）与资本份额（a）的部分，通过技术与产业升级，以及将劳动密集产业转移至人均资本存量相对较低的国家来为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增长注入动能。劳动成本敏感型环节和产业链中偏端加工组装节的外迁顺应产业发展规律，也利于中国淘汰较落后的产能，从而集中有限资源于产业转型和升级。 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发生改变一方面使中国主动迁出劳动密集产业，着重于发展技术密集产业，另一方面，制造业劳动力效益的下降也会天然地驱使外商投资（FDI）流出中国并转向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地区。2011年流入中国的FDI制造业规模达到521.01亿美元顶峰后回落趋势显著，整体来看基本与劳动力占比的趋势保持一致，显示近年来随着国内劳动力优势的下降，外商逐步减少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净流入。而墨西哥和越南等新兴国家因为有较高成本效益的劳动力市场，吸引了巨额外资的转移。各国FDI净流入趋势一定程度体现了许多国际企业选择将在中国的资本回撤并转移至包括越、墨在内的新兴市场。自2022年二季度至今，中国的FDI净流入总量持续走跌，同期，由于越南和墨西哥拥有较为丰富的劳动资源和低廉生产成本，推动境外投资的大量流向这些国家。正如同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越南和墨西哥在大规模外商投资和制造商的涌入之下，整体经济及制造业得到了高速发展。近年来，流入越南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包括电子机械、纺织、制鞋制造业，外资也成为了越南出口中的主要成分，拉动该国出口大幅增长。当前，全球知名电子企业和服装企业，例如三星、英特尔、微软、LG、耐克、GAP、阿迪达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