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演讲速记

第一个问题是全球经济挑战近期主要是国际经济周期错位，我国经济正处于底部复苏，中长期主要是保护主义盛行，而且叠加泛政治化、泛国家安全化，都对我们造成了重大挑战，需要认真加以应对。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后疫情时代，由于疫情的管控办法不同，而且财政货币政策力度不同，各国经济复苏的不均衡，全球经济分化严重。三年疫情期间，美欧这些主要发达国家采取了力度空前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推动物价高起，叠加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推高了整体物价水平。 楼继伟：非常荣幸参加这次论坛，第一段题目是“应对全球变局挑战，推动经济破浪前行〃，题目有点大，面也太广，把它缩成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全球经济挑战近期主要是国际经济周期错位，我国经济正处于底部复苏，中长期主要是保护主义盛行，而且叠加泛政治化、泛国家安全化，都对我们造成了重大挑战，需要认真加以应对。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后疫情时代，由于疫情的管控办法不同，而且财政货币政策力度不同，各国经济复苏的不均衡，全球经济分化严重。三年疫情期间，美欧这些主要发达国家采取了力度空前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推动物价高起，叠加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推高了整体物价水平。随后，美联储和欧央行都快速加息，目前物价指数已经回落，在经济表现上美国是超出预期的，大概率不会出现经济衰退，软着陆。欧洲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比较大，物价上涨还有比较大的结构性因素。虽然物价指数已经回落，但是快速的加息拖累经济复苏，目前还没有从衰退中走出来。发展中国家受发达国家加息影响资金快速流出，有些国家甚至出现债务危机。国际经济的周期性错位在我国表现为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复苏的周期相对滞后，我国疫情防控采取了严格管控的做法，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负面的影响是接触性服务业、物流业、小微企业更多的承压，没有采取激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更没有采取向家庭和个人大规模发放现金的做法，物价的上涨压力不大，但居民收入增长不足、就业岗位不足、信心不足，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预期转弱，产生了疤痕效应。 在新冠疫情防控转段之后，今年经济恢复性发展，1到10月份GDP同比增长5. 2%，考虑到去年3%，两年平均增长率略略高于4%，低于5%-6%的潜在增长率。10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增发了1万亿元国债，用于支持灾后恢复重建，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赤字率由3%提高到约3.8%。1998年在年中调整预算，扩大赤字，本次是25年来第一次，说明中央认识到形势是严峻的。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这些要求为我们跨越周期性错位，经济发展稳定向好做出了全面的指导。 考虑到CPI指数二季度以来基本上在0左右徘徊。11月份降为-0.5%，PPI指数今年以来一直是负值，11月份降为-3%，而各期贷款的名义利率在3.5%左右。按此计算，企业的贷款实质利率超过了6. 5%，按照“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的要求，货币政策仍旧有较大的降息、降准空间，这有利于降低企业运营和投资成本，居民的购房成本以及降低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 明年要防止经济滑向通货紧缩，预期价格可以按照区间设置，比如2%-3%。今年货币政策讲的时候已经不是说名义GDP，而是实质GDP加上物价两个指标，应该把物价最低的指标提出来。按照适度加利的要求，明年的预算赤字最好维持在3. 8%左右。 如何体质增效？大家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不必要大幅度地增加公共投资，重点在于增加一般性支出。 二十多年，我们面临了两次重大的国际经济周期性错位，都采取了增加公共投资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第一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洲国家都陷入了衰退；第二次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次年的欧债危机。主要发达国家都陷入了衰退，当时我国经济基本正常，外部冲击主要表现为外需不足，没有出现就业岗位大量缺失、小微企业高度承压、信心不足、预期转弱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周期性错位，和现在是反过来的。 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适合于当时的环境，带动了民间投资，增加了国内需求、弥补外部需求不足，特别是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重点是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当时，基础设施的缺乏，增加这部分投资迅速补上短板，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十年之后，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完善，大规模地增加公共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下降。 目前的情况更加不同，我国的经济恢复周期比主要发达国家滞后，面对的是疤痕效应，需要精准施策、就业优先、改善民生，着力推进民间投资，在财政政策上要继续实施要对小微企业减税。在增加的赤字上主要是增加中央财政赤字，可以适度的增加公共投资，但公共投资主要作用于大型企业，辐射到中小企业链条太长。可以将增加的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对制造业下游的企业和小微企业阶段性地补贴房租、水电，甚至可以对增加就业岗位的企业提供工资补贴。目前的金税四期已经上线运行，通过报税和社保缴费的数据可以清晰地知道企业运行的状况，中央财政的支出可以直达相关企业，地方财政也可以适当增加赤字。按照预算法，地方财政赤字获得的资金只能用于公共投资，可以更多地用于偿还财政对企业的欠资，疫情三年期间地方财政拖欠施工企业的资金很多，加快偿还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增加市场信心、助力于扩大民间投资。 目前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其实可以通过科技金融更好地识别风险，把风险溢价降下来，银行可以做这些事。但另外一个是我们现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发挥的不够，要发挥它的作用，真正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财政可以为基金做出一定的补贴，这是财政货币政策，主要讲财政政策。 中期需要面对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房地产低迷，目前各部门、各地方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应当继续采取例如不再限价限购、允许提前还贷、降低首付比例等，对资产质量尚可，存在流动性困难的房地产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对地方隐性债务继续坚决遏制增量，妥善化解存量，这些政策还需要坚持并不断优化，重点不发生重大风险和改善市场需求。 目前市场已趋于稳定，但不能指望再回到高地价、高房价、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高收入，不正常的“三高”状态。房地产城投公司地方土地收入三者相互关联已经多年，有深刻的制度性原因，相比其他国家我国房地产开发商是超大型化，长期处于高债务、高杠杆、高流转“三高”运行状态。 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需要城投公司负责征地拆迁和七通一平，再将熟地拍卖给这些房地产开发商，这样城投公司可以归还融资债务再融资再开发，当地政府获得土地出让净收入。物价越高、流转越快，三方都得益。 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城市特别是新建城区基本是大社区、宽马路、大广场、大花园式布局，千城一色，城市病越来越明显，房价高起、生活不便、交通拥堵、公共资源不足等病症，这种循环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2016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发布文件，要求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到现在没有得到落实，这说明要从解决基础性制度入手，最重要的是完善相关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这是经济工作会议上说的，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根本性的基础性制度，如果城乡土地都保持公有制，但使用权能够自由转让，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可以在国家管制之下自行开发或者请房地产公司开发，城投公司需要转型，只做公益性的市政建设，由房地产税收入弥补成本，持续改善城市居住环境，房地产税的收入会逐年增多，土地财政获得根本转型，房地产公司就不再通过土拍获得大规模土地的成品开发，需要向小型化、专业化转型，运营模式也会机制性转型，人口不再区分城镇户籍和乡村户籍，可以相互转换，城镇农村转移人口能够获得同等的公共服务和进入市场的权利，就会安心在城镇买房，则消费需求可以提升将近30%。农村大量的宅基地和自建房可以自由转让，土地和房产可以得到有效的利用，进城农民获得初始安家的资产，可复垦的农地会增加，这有利于粮食安全。 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句重要的论断，即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推进这项改革需要破除一些法律和制度性障碍，十年来进行了大量探索，比如全国人大修改了农村的集体土地法，改革的条件越来越成熟，可以在大城市周边县区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这是去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说的，在县域内率先，大城市周边的县区率先做效果最好，而且矛盾比较小、作用比较大。通过试点总结经验再逐步向全国推开，这是基础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破除阻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障碍，这也是农村工作会议说的。起到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作用，这是经济工作会议说的。要解决机制问题已经走到头了，老机制不改不行了，这是我对于目前国内的一些看法。 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保护主义盛行。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重大挑战，贸易投资自由化为标志的多边体系正在发生逆转。国家关系从过去的合作与共同发展为主，变为越来越重视竞争与安全，叠加地缘政治事件冲击，西方国家出现了去风险为导向政策。去风险是一个模糊的用语，但是基础是保护主义，目前欧洲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保护主义政策，考虑到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主要来自于单一国家，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问题的确对欧洲冲击比较大，这也是欧洲通胀含有结构性因素的重要原因。此后欧洲努力去风险，寻求天然气供应链的多元化。欧洲利用气候变化实施保护主义，现在欧盟各国已经就碳边境调节机制达成协议，将在2026年开始征收碳关税，定价按照欧洲碳市场交易价格作为参考，这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实际是贸易保护主义，需要联合发展中国家跟他们做出认真的交涉。 美国情况不同，它所谓的去风险就是同中国经济脱钩。当时美国拉动盟友同中国脱钩，但是欧洲不同意，提出了去风险。美国接受了这模糊用语，但实际上还是同中国脱钩，从高关税开始，脱钩动作不断加码，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小院高墙、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各种名目的限制清单，我数了一下七八种，还有未经核实、未经验证清单，并且增加运营风险。特别是去年通过了《芯片法案》为代表的产业政策，采用大规模的财政补贴，支持芯片在本国研发生产，这也可以，但里面含的语句泛政治化，直接针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逆全球化浪潮中长期还会不断延续，我们需要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加以应对：一是建立信心，脱钩断链造到了美国学界和商界的普遍反对，在政界也得不到完全赞同，更受到了盟友抵制，认为不符合本国利益。中国是140多个国家的重大贸易伙伴，与中国脱钩不切实际，因此脱钩并没有获得国内各界和国际上广泛的认同。 二是有效施策，首先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国内一些产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有比较利益的推动，也受去风险的胁迫，要给予理解，并引导和支持将核心产业链留在中国。 欧盟与美国不同，本身产生于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现在发生保护主义倾向，要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 三是要自立自强，脱钩在一定程度上也倒逼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自主创新，为中国初始技术提供了市场空间。例如在芯片领域48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占中国进口芯片的80%以上，以往中国企业也能够制造，但需求方更多的考虑性价比，现在要更多地考虑断供风险，要去风险化，这样就给国内制造商带来了市场空间，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地优化迭代先进制程的芯片也会追上世界的步伐。 四是坚持扩大开放，坚定不移地推动高水平、高标准的制度性开发，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今后的国际规则会是效率和风险之间平衡的新形态。在规则制定上应当采取主动，更多在有多边共识的领域，比如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方面参与规则制定，推动多边主义和全球化。 五是对美国政策是重点（音），美国先行做法是新冷战，力图打造两个平行的经济和制度体系。这种逻辑在美苏竞争中得到成功，但是与美苏竞争历史状况不同，我们目前是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供应着全球35%的中间品、投资品的贸易。因此，新冷战会对美国和世界带来不可承受之重，也得不到盟友的认同，估计美国已经认识到不可能同中国脱钩，也受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