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向富强的百年探索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摘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风雨征程，是一部实现求富求强中国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牺牲和创造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追求富强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成立新中国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求富求强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了束缚人们追求财富的观念枷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全社会创造财富的巨大热情，国民财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经济总量与财富存量衡量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为通向共同富裕迈向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全国人民追求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经验大体可归纳为四方面：第一，独立自主的探索是求得后发赶超和国强民富的关键要诀；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求富求强的价值旨归；第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百年风雨征程，就是一部实现求富求强中国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中华民族曾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来却大大落后了，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因此，不首先进行革命，以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之路揭开了崭新篇章。1925年，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写道：“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近代以来求富求强成为中国摆脱落后挨打、走向现代化的主基调。因积贫积弱而求富求强充分显示出，“经济的幸福”——从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视角来认识国家强盛、社会进步与人民福祉提升的重要，这也是把脉中国大趋势、理解中国百年巨变至为关键的维度。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追求富强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中国百年巨变，始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 3 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80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障碍，为追求富强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积贫积弱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与世界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 就世界而言，一战结束，欧洲国家进入恢复的年代；美国本土因为受到战争冲击较小，且受益于一战，进入到一个奋进的时代。1921—1929年，美国GDP以每年5%的增长率持续增长——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有史以来的最佳表现。“20世纪20年代这10年，对全体大众而言都是财富增长的年代。” 就中国而言，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积贫积弱。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经历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洗礼不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还是传统的农业国，工业底子非常薄弱。透过工业 4 化、现代化的视角，当时中国经济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特点。首先，现代经济部门所占比重还非常低。1920年，中国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总产值中，新式产业只占7.84%，而传统产业占92.16%；这是把农业产值按生产者价格计算，如果按城市市场价格计算（连运费约高25%），则新式产业更仅占5.96%了。其次，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在产业资本中的占比凸显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1920年，外国在华资本合计23.9亿元，本国资本48.1亿元，国外资本约占三分之一；而仅就产业资本而言，外国在华资本13.3亿元，已经超过了本国资本12.5亿元。进一步，在产业资本中，官僚资本6.7亿元，也超过了民族资本5.8亿元。以上表明，就产业资本而言，外资占主导，而就本国产业资本而言，又是官僚资本占主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最后，资本主义发展严重滞后，人均资本极为匮乏。就人均而言，1920年，中国全产业资本约值25.79亿元，按人口4.45亿计，人均只有5.8元，其中又大部分是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所有，中国所能掌握的不过12.49亿元，人均只有2.8元，资本贫乏，可以概见。 认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积贫积弱的基本国情，不仅关涉把握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社会性质，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而且对于之后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初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它的成立具有重要的历史特点，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基础上 5 产生的，另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五四运动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选择，“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当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点燃了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希望。中国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研究的，而是把它当作观察改变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的。因此，他们一旦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和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通俗的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成立工会并发动工人举行罢工。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并非偶然。这充分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密切结合孕育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在追求复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甫一诞生，就把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完成两 6 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正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最终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主要障碍，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二、新中国与社会主义制度奠定走向富强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为中国走向富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百废待兴 7 频繁的战争，既抑制了增长，也破坏了财富。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建设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一方面是农业农村的凋敝。旧中国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1949年底全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同抗日战争前最高年份比较粮食下降24.5%，棉花下降47.7%。另一方面是工业化水平很低。重工业不仅比重低，而且产业结构非常落后，1936年机械工业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8.8%，其中机器制造工业仅占2.2%，并且主要集中在华东和东北，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结束时，机械工业仍然很薄弱，其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10.6%，并且布局也不平衡，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很少，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 从国民收入角度看，1952年的中国国民收入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当落后，只相当于同期美国国民收入的7.5%，苏联的31.6%，英国的53.8%，法国的63.9%，西德的81.3%，但是超过了日本14.7%；如果从人均水平来看，差距就更大了，只相当于美国的2.3%，苏联的10.3%，英国的5.2%，法国的4.7%，西德的6.9%，日本的22.2%。 从资本存量角度看，20世纪50年代初底子非常薄弱，主要靠没收官僚资本形成新中国初期的“家底”。在国民党统治的22年里，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官僚资本迅速膨胀，控制了全国银行总数的70%和产业资本的80%，以及全部的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4%的轮船吨位。到1949年底，全国共计接收官僚资本的金融企业2400余家，工矿企业2858家，工矿企业职工总数为129万，其中产业工人75万。据全国清产核资委员会统计的数字，截至1952年，全国国营企业固定资 8 产原值为240.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没收官僚资本企业的资产（不包括其土地价值）。除去已用年限折旧后净值为167.1亿元。这笔巨大财富收归国家所有，构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物质技术基础的最主要部分，也成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资本存量，有不少学者研究，较有影响的是邹至庄。他的估算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存量资本，还纳入了土地价值，这就和我们一般所说的财富概念很接近了。他利用历史的固定资产净值数据,推算出1952年中国非农业部门的资本存量为582.67亿元，其中各部门分布为：工业248.0亿元，建筑业9.0亿元，运输业152.3亿元，商业173.3亿元；加上农业部门资本存量450亿元,合计的资本存量超过1030亿元(1952年价格)；再加上土地价值初始值720亿元，则1952年资本与土地总值约为1750亿元。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产出占世界的比重处在历史低点，则资本存量也大体处在这么一个位置，人均资本存量更是少得可怜。 （二）人口多、底子薄下的高积累 新中国成立之初，底子薄，百姓尚不能温饱，国家还面临着赶超发展的重任。于是，政府动员资源，强制储蓄，提高积累率，加快资本形成，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及后来较长一段时期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 从求富求强的主线索角度，没有积累（或储蓄），就没有财富形成。高积累一定意义上会加快财富形成。不过，这样形成的财富主要是政府财富，并不是居民财富；居民财富的增长只能是改革开放之后 9 的故事了。 在国民收入既定情况下，高积累必然意味着低消费。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积累与消费一直处于一种紧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