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美国压力与盟国的对华经贸政策

美国压力与盟国的对华经贸政策∗吴心伯 【内容提要】 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会以各种手段阻挠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盟国发展对华经贸关系。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压力下美国盟国如何在对华经贸关系上做出选择。作者认为，除了美国的压力外，至少有四个因素会影响美国盟国在对华经贸关系上的选择：一是安全考虑，即对华经贸合作是否会带来严重的与不可控的安全风险；二是经济利益考虑，即对华合作能否产生可观的经济收益，或中国公司产品的性价比优于其他选项；三是国内政治因素，即一国国内尤其是政府（包括议会）中是否存在积极支持或反对对华合作的力量，执政者是否会从对华合作中获得政治收益或付出政治代价；四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状况，双边关系好则合作的偏好就强，反之则弱。研究表明，美国的压力并不能直接转化成美国盟国的决定，而是要同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其结果可能是强化美国压力，盟国接受美国的要求；也可能是弱化美国压力，盟国拒绝美国的要求。从作用机理看，盟国的安全、经济和政治考虑是自变量，对华关系是干预变量，盟国在对华经贸问题上的决策是因变量。这些发现有助于在学理上更准确把握美国盟国在涉华经贸关系上的行为逻辑，更好地理解中美战略竞争的复杂性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也能够为在实践中处理好中美竞争中的第三方因素提供有益的启示。【关键词】 美国盟国；对华经贸关系；中美战略竞争；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作者简介】 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上海 邮编：２００４３３）。【中图分类号】 Ｄ８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９５５０（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７６－２７∗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战略互动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７ＪＪＤＧＪＷ００２）的研究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６７· 国际政治经济学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在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以及外交更加积极有为的大背景下，美国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加强了对华竞争，以维护和巩固其霸权地位与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明确界定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全面和全方位地开展对华战略竞争。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和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在不断强化的对华竞争中，美国除采取单边行动外，越来越注重发挥其盟国的作用，拉拢甚至胁迫盟国配合和支持美国的对华战略。过去十年中，中国对外经贸关系有三大亮点：一是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二是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三是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电信企业在第五代移动通信（５Ｇ）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国际业务快速发展。然而，美国基于零和博弈的竞争观和狭隘的自身利益，积极向盟国施压，要求它们抵制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并限制与华为公司建立业务联系。面对美国的压力，其盟国在这些案例中的反应并不一致：在亚投行问题上，尽管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英国、澳大利亚和韩国最终都选择了加入；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意大利不顾美国的阻挠，成为七国集团（Ｇ７）中首个对接该倡议的国家；在华为问题上，大多数美国盟国都采取了禁止和严格限制华为５Ｇ业务的政策，菲律宾却是一个例外。那么为何美国盟国在这三个案例中做出了不同反应？如果美国的压力不能左右盟国的选择，还有哪些因素能够影响盟国的相关决定？这些因素的作用机理如何？这对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中国开展对外（特别是与美国盟国的）经贸合作有何启示？本文将尝试回答上述问题。一 研究假设既有研究认为，面对美国压力，美国盟国在对华经贸关系上的选择主要基于五种因素：一是经济因素。如澳大利亚和韩国加入亚投行、意大利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等均基于显著的经济收益考虑。①马骦指出，华为公司嵌入一国本地业务的水平越高，该国就越倾向于接受华为产品。②二是安全因素。如澳大利亚拒绝对接“一带一路”·７７·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①②王毅、李福建：《澳大利亚加入亚投行：利益权衡的选择？》，载《当代世界》，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３８—４０页；尹梓媛：《韩国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原因》，载《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３９—４１页；李家成、朱绪朋：《试析韩国加入亚投行的动因及影响》，载《当代韩国》，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５２—６２页；ＧｉｕｌｉｏＰｕｇｌｉｅｓｅ，“Ｉｔａｌｙ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ＭｕｃｈＡｄｏＡｂｏｕｔａｎＭｏＵ，”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ｏ．１２，２０２０，ｐｐ．７３－８９。此外，陈宗岩对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的研究指出，基于扩大对亚洲（主要是对华）投资和出口的经济考虑是它们加入亚投行的重要原因。参见ＩａｎＴｓｕｎｇ⁃ＹｅｎＣｈｅ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Ｍａｋ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ｈｏｉｃｅａｎｄＳｅｅｋ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ｓｉａＥｕｒｏｐ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６，Ｎｏ．４，２０１８，ｐｐ．２９７－３１５。马骦：《中美竞争背景下华为５Ｇ国际拓展的政治风险分析》，载《当代亚太》，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４—２９页。 倡议和排斥华为产品均是基于对战略与安全风险的评估。①孙学峰和张希坤提出，政权安全是决定美国盟友华为５Ｇ政策的首要影响因素：如果盟国认为美国对其政权安全构成威胁，这些国家将选择华为产品；一旦盟国形成中国“威胁”其政权安全的认知，相关盟国会禁用华为产品。②陈宗岩（ＩａｎＴｓｕｎｇ⁃ＹｅｎＣｈｅｎ）关于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动因分析则认为，除了经济因素外，盟国与美国的同盟安全困境（被牵连）水平越高，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的意愿越大。③三是国内政治因素。如意大利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澳大利亚禁用华为产品也与国内（尤其是政府内部）存在着积极支持或反对的力量有关。④四是外交因素。如韩国加入亚投行、意大利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等还同各自政府发展对华合作关系的政治意愿相关。⑤五是制度因素。简·诺日奇（ＪａｎＫｎｏｅｒｉｃｈ）和弗兰西斯科·乌丁内兹（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ｒｄｉｎｅｚ）对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盟国）加入亚投行的研究认为，中国在亚投行创建过程中赋予这些国家较大的影响力，降低了这一机制的潜在威胁，使它们更能接受加入。⑥贺凯和冯惠云对亚投行的研究发现，日本之所以选择抵制亚投行，主要是担心该机构对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挑战。⑦此外，孙学峰和张希坤也注意到，除了政权安全考量外，美国盟国在华为５Ｇ问题上的态度也受到中美两国各自国际秩序取向的影响。⑧既有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不足：其一，有些观点值得商榷。如马骦提出，华为公司嵌入一国本地业务的水平越高，该国就越倾向于接受华为。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何华·８７· 美国压力与盟国的对华经贸政策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ઇ①②③④⑤⑥⑦⑧沈予加：《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及原因探析》，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８期，第８７—９８页；邢瑞利、刘艳峰：《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的认知》，载《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第２６—３１、５３页；周方银：《体系转型背景下的威胁认知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变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２２—５９页；ＰｅｔｅｒＨａｒｔｃｈｅｒ，“Ｈｕａｗｅｉ？ＮｏＷａｙ！Ｗｈ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Ｂａｎｎｅ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ƳｓＢｉｇｇｅｓｔＴｅｌｅｃｏｍｓＦｉｒｍ，”ＴｈｅＳｉｄｎｅｙ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ｅｒａｌｄ，Ｍａｙ２１，２０２１。孙学峰、张希坤：《美国盟友华为５Ｇ政策的政治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１１０—１３７页。ＩａｎＴｓｕｎｇ⁃ＹｅｎＣｈｅ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Ｍａｋ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ｈｏｉｃｅａｎｄＳｅｅｋ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ｐ．２９７－３１５．ＧｉｕｌｉｏＰｕｇｌｉｅｓｅ，“Ｉｔａｌｙ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ＭｕｃｈＡｄｏＡｂｏｕｔａｎＭｏＵ，”ｐｐ．７３－８９；李洋、吴明华：《逆全球化思潮与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排斥》，载《公共外交季刊》，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１６—２２页。尹梓媛：《韩国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原因》，载《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３９—４１页；ＧｉｕｌｉｏＰｕｇｌｉｅｓｅ，“Ｉｔａｌｙ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ＭｕｃｈＡｄｏＡｂｏｕｔａｎＭｏＵ，”ｐｐ．３－８９。ＪａｎＫｎｏｅｒｉｃｈ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ｒｄｉｎｅｚ，“Ｃ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ＷｈｙｔｈｅＷｅｓｔＪｏｉｎ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ｔｉ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２，Ｎｏ．３，２０１９，ｐｐ．３３３－３７０．ＫａｉＨｅａｎｄＨｕｉｙｕｎＦｅｎｇ，“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Ｒｏｌ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ＡＩＩＢ，”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２，Ｎｏ．２，２０１９，ｐｐ．１７５－１７６．孙学峰、张希坤：《美国盟友华为５Ｇ政策的政治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１１０—１３７页。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为嵌入英国本地的业务水平高，①英国却最终做出了禁用华为产品的决定，这意味着有必要引入其他变量对此加以分析。又如，孙学峰、张希坤认为政权安全是决定美国盟友华为５Ｇ政策的首要影响因素，并将政权安全界定为“现任领导人（集团）执政地位的延续和国家现行核心政治制度的稳定”。②但这一观点不足以解释为何澳大利亚和英国在政权安全并未受到华为威胁的情况下，前者早早就做出了禁用华为产品的决定，后者则半年之内在华为问题上出尔反尔。后文的案例分析将证明，引入内涵更广泛的安全变量比起狭隘的“政权安全”变量可以更好地解释上述现象。其二，尽管既有研究对美国盟国在对华经贸关系上的选择给出了各种解释，但由于这些研究只关注单一议题（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或华为５Ｇ），在分析时仅聚焦一两个主要变量（经济、安全或对华关系），没有围绕“美国压力下盟国如何在对华经贸关系上做出选择”这一问题建立涵盖多个相关变量的分析框架，从而限制了其解释力的广泛性，更缺乏对相关变量作用机理的进一步探讨。为回答美国压力之下哪些因素会影响盟友在对华经贸关系上的选择这一问题，本文着重分析美国盟国在不同经贸议题上的决策环境。这一环境由外部因素（美国的态度）和内部因素（盟国的考虑）组成。本文认为，除美国的压力外，至少有四个因素会影响美国盟友在对华经贸关系上的选择：一是安全考虑，即对华经贸合作是否会带来严重与不可控的安全风险。与孙学峰和张希坤强调政权安全不同，本文的安全变量是广义上的，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政治安全，也包括技术安全，还包括国际战略层面，涵盖国际秩序、国际机制以及国际规则等内容。二是经济利益考虑（在华为问题上还包括技术性能），即对华合作能否产生可观的经济收益，或采用华为产品的性价比是否优于其他替代产品。三是国内政治因素，即一国国内尤其是政府（包括议会）中是否存在积极支持或反对对华合作的力量，执政者是否会从对华合作中获取政治收益或付出政治代价。四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状况，双边关系好则合作的偏好就强，反之就弱。本文还认为，美国的压力并不能直接转化成盟国的决定，而是要同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其结果可能是强化美国压力，盟国接受美国的要求；也可能是弱化美国压力，盟国拒绝美国的要求。对美国盟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