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验”中的青年品格：文化反哺的媒介化转向与实践

中国青年研究 12/2021113Qing Nian Wen Hua青年文化“中国体验”中的青年品格： 文化反哺的媒介化转向与实践□ 冯 刚 胡玉宁摘 要：本文选取媒介场域作为观察青年文化反哺媒介化转向的新视角，从场域空间的媒介体验、惯习催生的媒介逻辑、资本生产的媒介文化三个维度，剖析青年文化反哺媒介化转向的社会机理。研究认为，媒介化是青年文化反哺的时代品格，呈现从器物拥有到消费文化、从同辈群体到网络圈群、从适应社会到更新社会的实践路向，是青年在媒介体验、媒介逻辑和媒介文化层面的生动实践。未来要通过对话与契洽实现家庭系统的代际和谐，通过变革与突围推动学校教育的再出发，通过互释与引领去把握青年文化的脉动，构建和实现青年文化哺育的发展图景。关键词：青年文化反哺；文化哺育；媒介化社会；圈群文化；代际关系青年文化反哺现象作为一种鲜明的代际体验和文化症候，其出现的必备条件是整个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急剧的变迁，而文化现象的演化发展与整个社会变迁的节律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跨越，也为社会个体（群体）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带来一场深刻的“中国体验”，赋予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以独特的文化价值［1］。尤其是近十年来，生产力驱动和技术变革推动社会的媒介化进程，青年文化反哺的方式、内容和范围也发生变化，在经历了由家庭层面代际关系逐步拓展到社会层面代际关系的调整后，其影响力也从文化的表层不断往文化的内核纵深，越发呈现媒介化的鲜明转向。一、媒介场域：观察青年文化反哺 媒介化转向的新视角分析具象化的文化现象必须将其置于整个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中。当前，媒介场域已成为青年群体日常生活、社交互动和文化实践的全域空间，媒介资源已成为青年群体拥有文化资本的重要象征，并且日益呈现对社会阶层分化、参照来源和认同归属的认知价值。媒介化社会已成为观察青年文化现象的时代背景板，且不断赋予“反哺”以新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1.媒介化社会成为青年文化反哺的社会动因青年文化反哺现象产生动因，一方面导源于代际之间在身心特点、行为、观念等方面差异，另一方面则是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和时代变迁带来的文化脉动。分析青年文化反哺的产生动因必须回归社会维度，在现代化社会进程中，媒介化已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表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推动力［2］，社会的媒介化进程在不断催生各种类型场域发生转换的同时，也进一步影响着青年与社会之间互动场域的状态、张力，并使之呈现显著的媒介逻辑与文化表征。在青年社会化的过程中，媒介场域一方面作为基础性空间，对青年未来的社会关系具有建构作用；另一方面，媒介场域 中国青年研究 12/2021114Qing Nian Wen Hua青年文化也是青年获得情感支持、表达意见诉求、寻找身份归属和建立价值认同的关键场所。布迪厄场域理论对分析青年文化反哺现象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能够将青年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同时纳入，为了解媒介场域下青年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2.体验、逻辑与文化：青年文化反哺媒介化转向的社会机理（1）场域空间的媒介体验体现了媒介化社会的审美维度与政治蕴含。媒介技术从信息流动、内容生产到文化传播不断影响和建构青年群体的生活图景，“无人不媒、无处不媒、无时不媒”的体验环境已成为青年群体生活常规及仪式的一部分。从一般意义上讲，“媒介体验”指的就是大众浸润于媒介文化之中并通过与媒介之间的对话参与到社会文化实践，可从“生产式快感”与“躲避式快感”理解媒介体验的独特性和创造性［3］。媒介体验作为媒介消费社会的产物，一方面体现了消费实践的泛审美性、娱乐性功用；另一方面，随着大众文化背景下科技与商业的融合和发展，从本质上看，媒介文化体验是一种自下而上抵制主流意识形态、求取弱者身份认同的微观政治实践［4］，与主体的意志、目的、情绪、行为等密切相关。从这个层面来讲，媒介体验还蕴含着政治性，青年的消费体验不仅仅满足对媒介技术和产品本身实际功用的消费，更转向追求审美维度之外的意义消费和符号价值，反映了青年消费方式、消费心理和消费观念的变化。（2）惯习催生的媒介逻辑表征了社会系统的逻辑转向与力量变革。媒介逻辑是确认媒介内容的生产标准，同时也是描述、诠释社会事件及其发展变化的一种组织规划方法，是一种直接关系到媒介效果和社会变化的社会力量［5］。基于媒介体验建立的惯习不断催生社会系统发生媒介逻辑转向，使得媒介逻辑已成为媒介化社会的一股隐性力量。本文认为，在媒介化社会的场域空间，从媒介逻辑的理论视角来看，青年群体的媒介体验可以理解为建立在青年个体、圈群组织与层出不穷的新兴媒介或技术工具之间的一种关联原则—惯习，并对青年个体或群体的媒介实践产生影响，表现不同具体的、情境化的使用模式、目标、偏好、态度与期望等。媒介化社会的到来给青年群体之间的同辈力量重新配置了“扩展内存”，媒介环境下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组织形式不断演化，出现了基于趣缘、业缘、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的网络圈群，网络化的生活方式、媒介化的生存空间成为年轻一代的“惯习”。青年通过与具有共同或相似经验、情绪、认知和价值的同辈群体之间的归附来获得身份认同，在媒介场域互动情境中，基于媒介体验所建构和生成的惯习是青年个体获得群体归属和社会认同的重要来源，更是进一步形成社会分类和群体区隔的重要机制，这将对青年同辈群体的媒介体验和媒介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3）资本生产的媒介文化蕴含着社会文化的功能实践与现实建构。布迪厄场域理论将资本定义为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认为各种媒介可视为社会空间的一种资源或资本。从资本转换机制分析，当媒体成为社会空间的“元资本”时，就可通过媒介的合法化、有影响力的再现和归类解释影响个体行动者的理解、认知和惯习，继而构建具备资本转化能力的新型“基础资本”—媒介资本［6］。基于这样的分析视角，社会成员对媒介技术的接受程度、采纳意愿和使用水平，不仅是经济资本的反映，也体现为一种与消费、时尚相连的文化资本，甚至是一种承载着个体生活品位、价值偏好的象征资本。媒介资源的使用不仅标识着个体或群体的经济资本，而且代表着能够掌握、运用、动员和转化为社会、文化及象征资本的机会。因此，在媒介化社会中，青年群体与父辈相比能够较快掌握对新兴媒介或技术工具的接触和使用，这种经验或体验就成为青年群体掌握和运用媒介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青年群体具备突出的媒介资本聚合、转换和再生产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充分自主地进行媒介内容的生产、传播和再生产，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专属于自身的圈群文化，同时还经常以破圈或出圈的方式进行圈层扩张和推介，以不断提高其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青年群体这种对媒介资本的获取、交流和转化的过程，即是对社会文化的功能实践和建构过程。二、青年文化反哺媒介化实践的现实图景文化反哺的重要价值首先体现在家庭内部和代际文化传承的路径转向，改变了传统社会父为子纲的代际传承法则，重置了原本教化者和被教化者的位置关系，翻转了社会化主客体之间的角色作用，但文化反哺更体现了国家社会变迁过程中青年历史地位的改变、青年与国家和社会之间互动模式的发展。随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推进，青年的文化反哺也越发彰显出 中国青年研究 12/2021115Qing Nian Wen Hua青年文化鲜明的、独特的时代品格，成为“中国体验”中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抒写着互联网文化的青春旋律。1.媒介体验的代言人：从器物拥有到消费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进入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转型期，表现为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的转型和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这样的社会转型中，大众消费出现了从生产型偶像到消费型偶像的转变，预示着消费性经济时代的到来。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新时代，公众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推动着消费的变革。在场域媒介化转向与消费主义思潮共存的现代社会中，场域媒介化的迅猛发展与消费主义的盛行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二者处于一种共谋共生的状态［7］。而在整个居民消费当中，我国青年消费群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青年消费内容、方式、行为具有典型的示范性和引领效应。正如已有的研究中所表述的，青年的反哺能力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无法忽视的器物力量”，表现在对新兴器物的接纳和使用，对新兴潮流、生活方式的引领方面，从麦当劳到破洞牛仔，从微波炉到智能手机，青年一代在器物使用方面显示出超强的反哺能力，生活方式呈现从低龄群体向高龄群体“竹节”式的替换现象［8］。诚然，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最初阶段，在新媒体使用频率、利用程度及掌握新媒体知识的时效性等方面，年轻群体都领先于年长群体［9］，那么在媒介与消费主义思潮共存的现代社会中，本文认为，随着社会公众媒介素养的普遍提升，代际媒介技术的接纳意愿、基本操作技术方面的“数字鸿沟”将逐渐弥合，青年群体在器物使用方面的反哺效应将呈现边际递减趋势。但是，由于青年群体的接受新事物、新规则、新观点的能力较强，更容易在现有消费观的基础上衍生出新的消费观，如电商直播、海外代购、分期消费等消费方式，还有迭代不穷的潮流文化，如最新商业市场兴起的国潮、盲盒营销和“剧本杀”桌游等，不断吸引着青年群体“种草、长草、拔草”，更体现出青年一代在媒介体验中对商品意义消费的符号价值追求，消费的底层逻辑不再简单地归因于个体心理与生理选择，而是更多地嵌入了对消费快乐体验、身份归属的文化价值蕴含。因此，本文认为，媒介化社会中青年群体对国家整体消费的带动作用仍然会持续增强，青年一代仍将是媒介体验“代言人”的身份不会改变，但青年群体从消费行为、消费心理、消费观念到消费体验的整个消费逻辑已悄然改观，呈现从器物拥有到消费文化的转向。2.媒介逻辑的先锋队：从同辈群体到网络圈群在人类文明传统的形成和代际传承过程中，家庭与学校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学校相比，家庭显然是更为“古老”的社会建制，从代际关系的角度而言，中国家庭传统的真正式微导源于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首先，城市化带来年轻一代在城乡地理边界与家庭内部旧有关系两方面的“脱域性”流动。其次，市场化提高了拥有人力资本的年轻一代的经济回报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亲代对子代的控制和支配权。此外，“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国人的养育观念，提升了孩子在家庭中的相对重要性，正是这些宏观和微观的经济社会变革，使得原本极具刚性的中国家庭传统出现了断裂。已有的研究认为，通过文化反哺这场源自代际关系领域的中国经验已证实，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形成及演变过程，充分建立在同辈群体的出现、越发具有高度组织性和不断提升的影响力这些基础之上，这势必会引发青年、家庭与学校三者间传统关系的结构性重构［10］。媒介化环境下青年群体通过虚拟空间的互动交流构建属于个体的社会化网络圈群组织，一方面满足了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自我、获得归属感和主观认同的需要，另一方面丰富了个体间的社会交往，为他们培养沟通能力、了解互动规则、适应社会环境提供了实践路径。青年网络圈群源于同辈群体媒介情境下的交往实践，是随着网络社会发展而形成的群体组织，已成为当下媒介文化景观的重要构成部分，青年网络圈群具有自身的运行逻辑和组织机制，甚至具备强大的壁垒性、阶层性和自组织性。例如“饭圈女孩”组织内部有明确的组织架构、职能划分和运转机制，如美工、文案、数据、控评、宣传、财务等行动小组，而且各个小组行动是在扁平化组织模式下协同运转［11］。在这种圈层化的运行机制下，虽然亲代能够通过努力习得基本的操作技能，但在媒介利用的深度和效果方面仍存在缓滞固化和力不从心的现象，使得代际“功能使用沟”这样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依然存在，就可能导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父母虽在孩子的朋友圈，却看不到一条消息”的现象发生。因此，本文认为，媒介化社会向青年一代提供了更加宽泛、自由的网络化生存空间，同辈群体的组织结构呈现从传统的基于家校的社会化模式向现代的多元化网络圈层社会化模式转向，而亲代与子代之间在信息使 中国青年研究 12/2021116Qing Nian W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