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经济增长。①萨米尔·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杨明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②冯志轩:《不平等交换的历史动态:一个经验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2期;赵敏:《货币低估、全球分工与国际价值转移:理论与中国经验数据》，《世界经济》2021年第5期。③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干中学、低成本竞争和增长路径转变》，《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中国“人口转变”下的增长与“双循环”发展战略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摘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被列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双循环”战略也成为了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人口转变”下的增长逻辑诠释“双循环”发展的必然趋势、理论逻辑和现实挑战，旨在分析中国如何打破对国际大循环的路径依赖，向“双循环”战略转变。中国必须通过国内结构性改革，提高劳动份额，促进消费;通过人力资本与创新效率的同步提高，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循环体系;对外要深化“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双循环”战略。关键词:人口转变;双循环;人口红利;人才红利;社会投资;汇率稳定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21)10－0044－12一、基于增长视角的中国经济“双循环”战略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要素流动、重振内需等视角研究中国“双循环”战略的成果丰富，本文的理论梳理主要基于增长的视野，希望把“双循环”理论纳入增长的分析框架中，提炼在新增长格局下的“双循环”增长动力机制，突破原有的国际大循环战略的路径锁定。当前国内外关于“双循环”战略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第一，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商品交换和资本交换。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马克思就已经指出了资本与劳动的不平等交易，而后不断拓展，拉美国家的学者讨论了中心(发达经济体)与外围(后发国家)的不平等交易，发展出了基于生产价格和货币优势的“中心—外围”不平等国际交换理论。①基于全球投入产出体系形成的国际价值转移理论和实证框架，国内学者依据中国数据做了分析，②均揭示了不平等交换和货币权利特性。从增长的视角看，基于“中心—外围”理论静态研究资本与劳动的不平等交换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忽视了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剩余劳动与资本结合中的增长效应。中国吸引外资，与剩余劳动力相结合，进行“干中学”的技术模仿和扩散，实现了工业化的动态赶超，③通过改革开放，利用人口红利实现了双赢;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形成了比较优44 势;通过加入WTO加快实现了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摆脱了“贫苦陷阱”，即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机制设计能将资本与劳动要素的不平等交换转变为经济增长。根据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消耗中国劳动力的国际大循环阶段即将结束，中国迫切地需要转向人才红利阶段，以压低劳动报酬参与国际大循环的体系要让位于提高劳动报酬、促进消费、提升人力资本和企业创新效率为主导的国内大循环体系。在劳动收入、人力资本和创新效率同步提高的人才红利阶段，要改变劳动与资本交换的机制。第二，关注参与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GVC)国际分工体系的产业交换与国际价值循环的路径。这一大类研究是国际贸易与增长研究的结合，突出了基于产业内交换的全球价值链的研究。随着全球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和各国产业的不断演进，国际贸易理论快速发展。传统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同质性厂商和最终产品交易内容被不完全竞争、异质性厂商和中间产品交换的特性所替代，基于中间品贸易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实践形成了所谓的“新新新贸易理论”①。产业间贸易逐步关联到了一国产业的价值链长度、位置提升、产业创新等方面，国内外学者在此做了非常多的创新性研究，包括: (1)测算GVC增加值，②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体系，核算简单价值链和复杂价值链的渠道; (2)基于投入产出中间品进出口与国内产业创新升级等，国内学者分析了中国在GVC体系下的“共轭循环”③以及大国市场对新技术的诱导作用;④(3)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测量与微观计量，包括产业长度、位置、外包、产业内贸易等，该领域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也是中国“双循环”战略研究的重点;(4)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中国通过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开发，推动后发国家的发展和产业转移，⑤相关研究关注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对于延长中国产业生命周期的影响⑥以及中国如何参与“一带一路”的国际治理等。第三，基于重振国内市场与国内结构的讨论。很多学者特别讨论了以中国为主的循环协调、国内价值链(NationalValueChain，NVC)主导与国际价值链主导的不同过程、以国内为主推进国际大循环。⑦也有研究更集中于大国模型的空间开放⑧以及基于大国模型的宏观管理体制问题。⑨还有学者专门讨论国内广义人力资本消费—创新效率补偿的循环，瑏瑠关注结构转变、创新和产业升级。瑏瑡第四，讨论更广泛的国际与中国互动的政治关系、贸易制度与全球治理、累积成本、资本流动和汇率等问题。许多基于GVC的研究涉及货币、累积成本、税收、制度质量、国际价值链治理、贸易体制等变量，并进行了模拟计算。如有学者基于GVC探究了人民币、累积成本的影响瑏瑢以及全球规则和治理、贸易体制对中国的影响。瑏瑣资本流动与汇率对贸易影响的讨论成果也非常丰富。此外，还有关于地缘政治和空间布局对贸易影响的诸多讨论。54中国“人口转变”下的增长与“双循环”发展战略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瑏瑠瑏瑡瑏瑢瑏瑣杜大伟等:《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ＲobertKoopman，ZhiWang，Shang－JinWei，“TracingValue－addedandDoubleCountinginGrossExports，”AmericanEconomicＲeview，Vol.10，No.2，2014，pp.459－494;王直、魏尚进、祝坤福:《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洪俊杰、商辉:《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共轭环流论”:理论与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郑江淮、郑玉:《新兴经济大国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5期。张平:《“一带一路”:中国“开发优先”跨国区域合作的探索》，《学习与探索》2017年5期。李文溥、王燕武:《“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经济研究参考》2021年第4期。凌永辉、刘志彪:《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特征与政策启示》，《经济学家》2020年第6期。欧阳峣:《新发展格局下大国经济开放空间构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3期。张平:《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大国模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演变》，《文化纵横》2018年第6期。张平、袁富华:《宏观资源配置系统的失调与转型》，《经 济 学 动 态》2019年 第5期;张平:《创 建“消 费—创 新”新 循环———2035经济新主题》，《文化纵横》2020年第6期。袁富华等:《增长跨越: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倪红福:《全球价值链中的累积关税成本率及结构:理论与实证》，《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本文主要是从增长阶段和“人口转变”双重转换的动态角度去考察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的路径、体制和战略切换的关键变量，通过国际比较试图说明内在的机制。希望在前面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集中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的经济增长与要素循环特征和内在逻辑的分析，破解中国国际大循环的路径锁定，使其切换到经济“双循环”的道路上。本文更关注经济增长阶段和“人口转变”下劳动—资本要素分配、扩大国内需求和提升创新效率的国内新循环系统。中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加入全球价值链循环后，国际大循环对劳动份额的抑制限制了内需的提升。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企业积极嵌入GVC生产网络，显著降低了其内部劳动力要素的收入占比，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加 入 复 杂GVC比加入简单GVC对中国要素分配有着更强的负作用，比国内中间品协作对劳动份额的压制强度更大。①政策上强调市场结构性改革，提升人力资本的匹配效率，提出了借鉴“社会投资国家”为导向的福利体制转型，将社会投资更多地用于人力资本，推动国内人口红利快速转向人才红利，形成人力资本提高—创新效率提高的逻辑，推动产业升级，并积极推动中国与国际的要素和产品交换，参与国际治理，逐步形成国内为主和国际循环互动的“双循环”格局。中国摆脱基于出口导向的国际大循环道路锁定，最需要的是推进国内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实现人力资本提升和产业升级，而当前国际不断变换的不确定性冲击正好为“双循环”转换提供了契机。每次外部冲击对出口导向国家都是一次国内结构性改革和再平衡的机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了中国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房地产、土地新政，促进了城市化发展。2008年中国历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外经济进入第二次再平衡，开启中国4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加速了中国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2020—2021年暴发新冠疫情，随着疫情和国际政治形势变化，全球供应链基于“安全”再调整，中国将迎来第三次再平衡调整。中国在此次再平衡调整中，需要积极地切换增长路径，提升劳动分配份额、加大社会投资的福利支出、重振国内需求、加快累积人力资本、提升创新和生产效率成为了路径转换的关键。增长路径的转换需要市场结构性改革，特别要重视“人口转变”这一发展新特征，重点要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改革，并同时推进宏观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以改革促进新的再平衡。“人口转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内生性问题，中国迎来了以人力资本为目标的人才红利的新发展阶段。通过提高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比重，加大社会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有效劳动力市场匹配转换，提高国家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实现发展的效率补偿，形成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新循环。本文从不同阶段下要素收入分配入手，分析如何形成和提升劳动报酬—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比重—创新效率补偿的逻辑，探索以国内循环为主推动“双循环”转型的关键变量和增长路径。二、中国人口、经济发展双重转变下的“双循环”发展趋势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变包括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和“人口转变”。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2年，农业与轻工业结构调整时期;第二阶段是1993—2008年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第三阶段是2009—2017年金融危机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发展，向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逐步转型时期;第四阶段是2018年后，随着中国新发展阶段的到来和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加之2020—2021年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经济放缓，全球供应链再调整，中国经济借全球经济再平衡之际全面转向“双循环”战略的新阶段。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阶段和即将进入的人才红利发展阶段。“人口转变”决定了发展方式转变，从压低劳动报酬、高64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0期·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①袁媛、綦建红:《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前向生产链长度的测算》，《产业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 消耗劳动力的国际大循环模式转向以提升人力资本和创新水平为主的人才红利阶段，增长与循环模式必然要进行重大调整。1.人口转变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口转变”包含了人口总量和结构的转变。中国劳动人口的总量2013年见顶，2014年呈现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