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众包骑手生存报告
生存真相报告2019众包骑手 序结语屈而不服，大世界里的小微光“新移民”的疏离与融合1一张床与视频窗：蜗居与离乡背井，是近乎全部一线城市骑手的生活现状此处非我处：难求的身份认可感，与消磨不掉的城市疏离感为深藏的脆弱撑起伞：社会和行业多方的努力，才能换取骑手心安孤而不独2生活这场仗是团战：外界的压力和危机，往往让群体内部更亲密休憩的平淡时光：单纯的目标和心愿，令满足来得更简单大城融入：边缘化的外地群体，其实很难收获本地友谊受困的“自由”3这个行业首先是自由：时间自主，行动自由，收入多少由自己决定灵活之外：多劳多得的另一面，也许是不眠不休所谓自由：永远是相对的、有限的超速的电瓶车4没闯过红灯是假的：「不要命」的苛责背后，是片刻不得迟的苛刻「上帝」不只有顾客 ：凌驾于安危之上的，是多方「审判者」裁定的严苛规则减速不无可能：优化派单及考核规则，也许比倡导和培训更有效 “活在当下”，即时满足5“活在当下”：不念过往，不思未来，还是脚踏实地？片段化重复：工作主旋律下的小音节，被标注上了循环符填满时间裂缝：工作的片段之间，是即时而短暂的小乐趣过好当下，自然有未来：未来遥远到看不见，倒不如当下奋勇向前 序这是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的缩影。这是当代中国的「清明上河图」。这群人的真实故事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骑手，这个超过千万从业人员的职业，既是推动宏观经济、保障城市生活的重要群体，也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干扰了城市秩序。在这种看似对立的分裂中，我们该如何实现客观理解和认知，显得十分重要。 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即时物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骑手是电子商务中配送环节的重要存在，是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纽带。骑手对于行业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助推作用不容忽视。同时，以外卖为代表的即时物流行业也带动了大量上游产业的发展。包括餐饮配送、商超配送、生鲜配送、跑腿、同城快递等。2018年，中国即时物流行业用户规模达3.6亿人，年订单量达210亿，这一庞大的市场则是由无数的骑手们穿行城市支撑起来。更进一步，以众多骑手为支撑的配送行业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生活的面貌，为众多城市居民提供了便利的服务，有力推动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变革。根据公开数据推算，骑手从业人员约1300万人，活跃骑手100万人，已经占到人口基数的1%。然而，这一群体却长期被忽视， 看见高楼大厦看不见建筑工人，看见整洁市容看不见环卫工人，享受便捷生活却看不见骑手，背后的人，往往是被忽视的人。事情在最近有了一些改变：湖南卫视《少年说》节目，初一男孩的告白看哭无数人：我妈妈是外卖员，也是我爸爸捧在手里的小公主；习主席2019年新年贺词，称赞快递员(骑手) 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 北大硕士生辞职送外卖几个月，点点滴滴体验生活，讲一线骑手的感悟引发大量关注；吴晓波视角，从制造业到配送业，讲基层务工人员的迁移��然而，就在几天前，《三联生活周刊》发文，《当满大街都是外卖骑手，上百万劳动力是否用错了地方？》，称其“低端服务业” “是一种力气活，价值很低，根本没法和制造业创造的价值相比。”“互联网+”经济的毛细血管被忽视和误读的一千万01 被强行贴上城市秩序挑战者标签而根据行业数据，骑手群体保持高流动性。年平均流失率在64%左右，职业生命周期很短，为什么？ 骑手贡献了极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同时，又因为其自身行为与城市规范的冲突而饱受批评，使其成为了一个存在着大量是非争辩的群体。首先对于行业而言，这意味着对更有效管理措施的思索与启发，例如，如何在送餐时间于骑手安全之间做出平衡；此外，对于频繁与骑手接触的顾客，意识到骑手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身处的社会背景，而非仅仅从买家的角度来看待骑手的行为，能够有更多设身处地的理解与体谅；甚至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骑手作为同等重要的社会主体，在更加客观公正的评判之外，也需要相应的支持与协助。最近一系列基于统计数据的骑手报告相继推出，人们对于骑手的认知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但统计数据只是对于群体分布的呈现，依旧难以摆脱对于骑手们的标签化处理。毕竟，除了家乡、年龄、收入、学历等指标外，骑手首先是一个个有着自己所思所想的个体，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所见与所想，乃至他们的精神世界，可能远不是这些冰冷的数字与指标能够展现的。我们能做的是，不再将骑手视作被凝视与观察的角色，而是从他们的视角来观察行业与城市，这既有对群体本身状态的关怀，也更有更为宏观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报告通过对骑手的实地访谈，接触和了解这一群体的认知和人生经历，从与他们切身相关的安全问题、他们与城市的关系、他们对“自由”的看法、他们的社交网络、工作状态以及他们对于工作的认知这几个角度出发，揭示在数字背后作为个人的骑手的实际状况，以期展现更加立体的骑手形象，为行业与骑手个人的发展提供多方面的理解维度。“骑手”到底是怎样的存在？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份工作以及自身的价值？我们该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一群体？ 揭开本页，我们一起来了解真相。骑手们大量出现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与城市居民产生密切但又十分短暂的接触，形塑了社会对于骑手的直观印象：外出打拼、行色匆忙以及学历不高等等，甚至放大个别负面案例而衍生出对他们素质不高的批评。这些批评集中于骑手们超速行驶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如在某一时段井喷式增加的电瓶车、摩托车对城市道路交通状况的冲击，以及骑手们闯红灯、逆行、超速行驶、随意变道等行为对城市交通安全带来的威胁。此外，围绕骑手的人员素质问题的讨论也频频出现于互联网，涉及公共场所行为不当、盗窃、抢劫乃至更为严重的人身伤害等问题。似乎，骑手被强行贴上外来的城市秩序挑战者标签。真实的骑手：为何要了解？02 “新移民”的疏离与融合“凭自己的本事吃饭”“有的白领工资也就6，7千，比我们还低。”与城市保持经济顺差“归属感肯定是没有的”“赚够了钱会回老家”归属感社会底层自由职业蓝领经济消费的温饱化蜗居社会底层合租“回不去的农村，留不下的城市”“家人在哪，哪就是家”“在上海躺着都要花钱”蜗居职业不认同“苦并快乐着”“苦并快乐着”03 04尽管外来骑手在城市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也与城市居民存在紧密的联系，但在心理、 身份认同和经济方面，他们与城市间存在着明显 的疏离感。实际上，他们的生活，不光反应了整个 即时物流行业基层从业者的生活状态，也折射了 中国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两亿多“农民工”的生存 状态。陈自强（化名），80后，来自湖北襄阳农村，2012年来上海打工。女儿在9年前出生后被确诊为罕见病血小板凝血功能障碍，先后花费30多万医疗费，举家欠债。当时他大多数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给女儿看病上，直到病情稳定之后，才出来打工。他的爱人独自在老家带两个孩子，他一人的收入需要养活一家四口。小陈租住的房间位于杨浦区中环与外环之间的一栋租赁式公寓里。进入房间，只见狭窄的过道，无法容纳两个人并排走（见图）。进门右手边是厕所，厕所旁边摆放了一张上下铺的单人床。房间大约五六平米，月租金2千。小陈和他的同事合租在此。他经由老乡介绍后，于6年前来上海打工。他每天6，7点起床，工作到6，7点回宿舍和家人视频。由于经济压力，小陈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最长连续工作一百多天。每天除了了吃饭、睡觉、与家人视频之外，就是工作。除了每年五一、十一和春节回老家探亲，他其他时间都在上海无休止地跑快递或者外卖。 家人是他幸福感的来源，他自称“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并且“苦并快乐着”。在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工作的骑手多达数百万，其中有90%以上都没有当地户口，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外地农民。以小陈为代表的外地骑手们规模巨大，他们有着相似的工作生活状态，由此引出了社会融合的主题。学者张文宏、雷开春认为，社会融合包含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等维度。通过这些维度可以分析骑手在上海和杭州的生存状态，也可以察觉出外来骑手和本地骑手的区别。1“新移民”的疏离与融合一张床与视频窗 蜗居与离乡背井，是近乎全部一线城市骑手的生活现状小陈的宿舍内景 刘常（化名），85后，大专毕业后来到上海，已经工作2年，但他归属感的来源还是远在河南周口的老家。对于上海，他直言：“归属感肯定是没有的”，并强调自己“赚够了钱会回老家”，显现出的是他与这座城市间无形的鸿沟。在他看来，“家人在哪，哪就是家”。陈自强和刘常的故事在骑手中较有代表性。上海和杭州对于很多骑手而言，只是赚钱谋生之地。虽然他们对于自己工作的方圆五平方公里内的街角旮旯都了如指掌，但对于打工的城市仍然没有太多融入感和认同感。大部分骑手像小刘一样，独自在大城市打工，他们魂牵梦萦的是家乡的亲人，并且因为自己无法陪伴家人而对他们心有愧疚；而有小部分骑手举家在大城市打工，有人甚至已经在城里住了十几年。在上海打工的小吴，父母在90年代就开始在上海打工，自己七岁开始就无奈当起了“留守儿童”，并在初中辍学之后延续了父母的轨迹，来上海打工。他们今年过年没有回老家，父母妻儿一同在上海过年。对于小吴这样的骑手而言，对老家的感知与记忆早已淡化，但由于户口、社会保险、住房等各种限制，在上海的状态也只能称之为生存，而不是生活。而在他们看来，“新上海人”的标签属于那些有技术专长的能拿到上海户口的人，相对而言，自身的处境则比较尴尬。“回不去的农村，留不下的城市”是举家打工者共享的心理状态。在访谈中不少骑手用“社会底层”来形容自己以及所处的行业。他们认为自己在上海不被尊重，时不时碰到不讲理的顾客，甚至有的保安还会斜眼看他们。他们认为这份工作没有技术含量，只是体力活，门槛低，并且“赚的是辛苦钱”。虽然配送行业的收入和上海市平均收入差不多，他们自己也知道收入甚至比有的白领还高，但他们依旧表达出如有机会更愿意当白领的愿望。正如年薪十万的小吴所说：“有的白领工资也就6，7千，比我们还低。”但问及他是否愿意拿更低的薪水去坐办公室时，他表示愿意，虽然他可能并不清楚“白领”具体在做什么。他们虽然认为骑手对城市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为人们带来便利，但大部分被访者认为这份工作没有使他们有自豪感。相反，有几位骑手流露出自卑和迷茫，不知道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感觉没出息，娶不到老婆”。所有的被访骑手都有连续工作15天以上的经历，有的甚至会连续工作120天之久，当中没有休息过一天。超乎常人的工作时间局限了骑手的消费，使得他们没有太多时间用于消费。此外，对于外来骑手，他们来大城市的目标明确，就是为了赚钱，因此除了日常最基本的开销，包括房租、手机费、电动车维护费、饭费，交通违章罚款和医药费和偶尔与同事朋友的聚餐费，他们把其余的钱都省下留给了家人。来自浙江的女骑手小敏说，在上海“躺着都要花钱”，因此只要醒着，就会想办法赚钱。此处非我处 难求的身份认可感，与消磨不掉的城市疏离感05“归属感肯定是没有的”：心理上的疏离“我是社会底层”：身份认同上的边缘化经济消费的顺差化 ： 消费意愿的降低导致与城市的“互动”减少 为深藏的脆弱撑起伞 社会和行业多方的努力，才能换取骑手心安本地骑手有稳定感员与家人长期分离，以及他们社会融合方面的边缘化与疏离。疏离感与边缘化导致的负面结果包括对工 作的评价比较负面，无法产生职业认同感;职业流 动率高、对企业的认同感低;对所在城市的认同度 低;强烈的底层感与自卑情绪，不利于 身心健康。如何弥补他们心理上与城市、与家人的 疏离与隔阂，缓解身份认同的边缘化以及经济消 费的温饱化，需要社会多方的努力。如何弥补外来骑手心理上与城市、与家人的疏离与隔阂，缓解身份认同的边缘化以及经济消费的顺差化？ 由于大城市在住房、教育等方面对待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人口的差异化政策，导致了务工人被访者中本地骑手似乎心态更好，活得更潇洒，没有太多负担。王乾（化名）是杭州本地人，他租住在杭州较新的高层电梯房中，相对于其他骑手的“蜗居”，他是所有被访者中住宿条件最好的，也是在住宿方面花费最高的。小严是上海骑手，留着板刷头，戴着眼镜，虽然已年过四十，但看上去仍像30出头。他说：“当骑手是因为喜欢，我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工作。”他觉得当骑手“就像逛马路一样”，每天都能接触到新鲜事物，去不同的地方，也可以了解一下最新的行业，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