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与中国参与路径研究

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与中国参与路径研究□东艳［摘要］基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出发，探寻世界经济运行与全球治理体系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由此把握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本质、内涵与模式。国际经贸规则作为国际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性质和发展变化由国际生产分工及分配模式这一国际经济基础决定。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过程中，应通过不同规则差异化选择、国际制度安排选择及自主制度型开放，在新一轮全球经贸治理结构调整中，更主动地谋求与自身经济实力适应的国际地位，构建适应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更高水平开放制度环境。［关键词］国际经贸规则；规则重塑；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参与路径［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6470（2021）03- 0027- 14［作者简介］东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引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通过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多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等方式，推动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21世纪以来，国际经贸规则进入加速重塑期，全球价值链纵深发展对跨境制度协调的要求，数字经济新经济形态对数字新规则的需求，以及传统国际经贸规则主导国维持本国利益的诉求等诸多因素共同推动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深入分析全球经贸治理体系演进模式与规律，准确把握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本质、内涵与模式，探索适合中国发展阶段的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经贸规则的形成、创新与变迁是研究国际问题学者关注的重点。研究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法学、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动力、趋势进行探讨，然而，“规范研究不能只局限于规范的起源、扩展和内化，还要注意规范发展过程中孕育的创新，或者说规范的重塑”①。特别是崛起国如何突破守成国的规则锁定意图，在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中探寻有效路径？对这一问题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基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探讨当前世界经济运行与全球治理体系相互调适过程中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动因与模式，在此基础上，从规则构建、国际制度安排、国内制度型开放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路径选择。②一、国际经贸规则：理论整合与评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Akerlof）在2020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过度专业化导致学术界对2008年金融危机等重收稿日期：2021- 04- 26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与中国制度型开放”（项目编号：2020SJZSB02）的研究成果。27·· 2021.3大现实问题无法提供准确判断”。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是处于各学科交叉地带的重要问题，近10年来，研究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法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国际经贸规则重塑进行了研究，制度经济学将国内社会和国内制度因素引入分析框架，研究规则背后的战略考量，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对具体规则的含义和性质进行分析，国际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为贸易协定总体为视角的制度分析演化为以文本规则为支撑的制度分析提供技术支持。但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存在急需填补的“交叉的裂缝”，更需要深入的分析框架来透析“规则重塑”的内涵及运动规律。③国际经济学领域对国际经贸规则的研究体现于对规则的载体即国际贸易协定的分析,这些研究侧重于从经济学角度，对国际贸易协定形成原因、机制设计及经济效应分析，重点关注国际贸易协定的贸易自由化效应和动态经济增长效应。④经济学相关研究以是否加入贸易协定作为制度指标变量，在实证模型中以0或1作为虚拟变量赋值，或通过调整贸易成本的方式将制度变化纳入贸易模型。随着贸易协定规则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传统以经贸协定为整体的分析方法已经无法准确刻画现实发展情况。特别是体现21世纪经贸新规则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文本于2015年10月发布后，学者们开始聚焦贸易协定文本分析，并引入文本为数据（Text as Data）等新兴技术分析方法，由此打开了贸易协定的黑箱，使以贸易协定总体为视角的贸易自由化效应分析演化为以规则文本为支撑的制度效应分析。⑤国际经济法学探讨以国际法律形式存在的经贸规则的法律溯源、法律解释、行为准则，以及作为国际贸易法律规则载体的多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的法律原则、程序、变更和裁决规则等。国际贸易法学最初关注GATT、WTO等多边贸易协定的规则，以及欧盟的经济法律规定。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治理平台的发展，国际经济法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区域贸易协定，特别是体现全球贸易规则重塑的新区域贸易协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加拿大与欧盟综合经济贸易协定》（CETA）、《美墨加协定》（USMCA）等协定中的规则。在具体规则的研究中，服务贸易规则、数字贸易规则、竞争中性规则、监管一致性规则等是当前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学研究中讨论的重点规则。根据廖凡的观点，国内现有对国际规则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规则内容及对中国借鉴和启示的分析，对制定该规则的动因及该规则在现有规则体系中处于的位置、扮演的角色及规则实施成效如何及制定该规则的现实背景和制度环境的分析有待加深。⑥制度经济学从制度变迁视角出发，对国际规则进行研究。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中假设人在无制度存在的环境中做出理性选择，而实际上人们是通过某些先存的心智构念来处理信息和辨识环境，这些先存的心智构念对制度的形成、维系和变迁具有重要影响，制度变迁决定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深化方式（North,1990）。张宇燕和李增刚（2008）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国际规则的形成、变迁、实施等进行理论探讨。近年来，学者们从制度非中性、竞争性多边主义、现实制度主义和制度现实主义等理论视角，解释当前国际制度竞争问题。然而，对新形势下中国在国际秩序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及可能选项的讨论仍需要加强。⑦本文拓展现有研究，基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出发，探寻世界经济运行与全球治理体系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由此把握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内涵与模式。以此思路来审视现有研究，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侧重在经济基础层面，关注规则的效应；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侧重在上层建筑层面，关注规则本身的条款解读；制度经济学基于理性人假设，分析制度的作用及其演变等问题，这三个领域的研究对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某一个侧面进行研究，而对“规则重塑”所体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过程没有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本文分析国际经济规则重塑的理论基础，探讨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动力和方向，探讨崛起国在实力攀升的过程中，在规则重塑中面临多重抉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经贸协定所具有的地缘政治关系重塑和规则构建双重属性，并将这两个维度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从规则构建、国际制度安排及国内28·· 制度型开放三个层面，探寻中国参与规则重塑的路径选择。二、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理论分析（一）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是国际经济基础和国际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过程的体现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的社会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与一定上层建筑的统一，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经济基础的变化与发展引发上层建筑的变更，上层建筑又服务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基于唯物史观评述了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原因和过程，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视角，分析了该政变所体现的历史运动规律。随后，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⑧基于唯物史观来审视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及世界秩序的发展规律，可以看到，国际分工体系、人们在国际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以及利益分配模式构成了国际经济基础。而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意识结构则构成了国际上层建筑。国际经济基础决定国际上层建筑、国际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国际经济基础，是国际社会运行规律。但是，与国内社会有所差异的是，国际社会运行处于“无政府”状态，国际权力结构由国家或经济体构成的多权力中心组成，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主导者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并在国际政治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⑨国际经贸规则作为国际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性质和发展变化是由国际生产分工及分配模式这一国际经济基础决定的。分析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时，应当以全球化时代的生产力发展为出发点，而不能脱离于此，仅停留在上层建筑层面，直接讨论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对标。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我们判断这样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依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全球化模式调整及其引发的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构建及发展，使生产跨越一国发展，要求规则协调；二是技术冲击、数字经济的新型国际生产和分工模式，需要构建对应的新规则体系；三是大国经济实力的变化，使利益分配格局发生调整，国际规则制定权结构发生变化。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本质是国际上层建筑对国际经济基础变化的适应与反作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矛盾运动过程既包括向上发展的运动，也包括向下发展的运动。向上发展体现在：在新经济基础发展中，规则主导国构建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新规则体系，在新一轮全球化中谋求更大的收益，同时促进了高标准经贸规则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适应性构建；向下发展体现在：原有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要积极巩固有利于己的原有经济基础，通过规则约束其他经济体的发展，维持原有的竞争优势及分配利益。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价值理念输出，推广相应的经贸规则，实现政治上层建筑与观念上层建筑的互动。（二）国际分工体系及利益分配格局与国际经贸规则的矛盾运动过程国家间实力的相对变化，使利益分配格局发生调整，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国际经贸规则重塑。19世纪英国面临美国和德国经济竞争时，曾经采用单边主义贸易政策来维护其在全球的领导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的主导力量，并构建了包括国际贸易体系在内的一整套治理体系，通过开放的多边主义，维护美国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随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欧洲一体化、石油冲击、日本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实力接连带来冲击或挑战，也对美国在国际贸易秩序中的地位产生影响，逐步引发美国国际贸易治理理念和方式的调整。调整贸易政策及国际经贸规则战略是“巨人萎缩综合征”的表现之一。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日本冲击时采取的单边贸易政策与英国面对地位衰落时的行为相似。⑩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与中国参与路径研究29·· 2021.3日本的产业竞争力逐步向美国逼近，日美经济从互补关系过渡到竞争关系。美国利用对贸易规则的控制权，借助多边和双边配合的方式打压日本发展。在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要求日本加强农业、服务业，以及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消除对外国供给者歧视；同时，美国在其1974年贸易法案301条款的基础上增加超级301条款，威胁对日本制裁，并与日本进行结构性协定谈判来设定对日本专属规则。輥輯訛进入21世纪，美国占全球货物贸易的份额逐步下降,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拜登政府采用的贸易政策表面上看风格各异，但实质上都致力于通过重塑规则来遏制中国在国际规则体系中的权力增长，由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2001年，布什政府提出“竞争自由化”贸易政策，提出对全球贸易秩序进行改造的主要目标：鼓励外国向美国的公司及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