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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因素内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理分析及其全球治理意义

社会主义因素内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理分析及其全球治理意义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Frontiers ISSN 2095-3461,CN 10-1050/C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社会主义因素内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理分析及其全球治理意义 作者: 欧阳向英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8.003 网络首发日期: 2021-05-28 引用格式: 欧阳向英.社会主义因素内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理分析及其全球治理意义[J/OL].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https://doi.org/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8.003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 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22 学术前沿 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IMPORTANT ISSUES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争一度偃旗息鼓。然而,随着“东升西降”的势头持续加强,美国将自身衰落的原因归结于“中国威胁”,并把社会主义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拜登上台后,积极拉拢北约和印太盟友,妄图建立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排斥和孤立中国。意识形态竞争前所未有的激化,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事实上,社会主义是人类为克服资本主义弊端所做的制度调整,不仅运行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内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不仅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还与资本主义互为借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缠绕共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人类造成的负面影响,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亟待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亟需提上议事日程。社会主义不是割裂东西方的理由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但不是割裂东西方的理由。从思想来源上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对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无论欧阳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俄罗斯政治和经济政策。主要著作有《西方经济学家与马克思的思想交锋》(合著)、《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基础理论研究》(合著)等。社会主义因素内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理分析及其全球治理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欧阳向英【摘要】中美意识形态竞争前所未有的激化,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社会主义是人类为克服资本主义弊端所做的制度调整,不仅运行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内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用国有经济、社会改造,或者民主,都不能割裂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社会主义不是撕裂世界的理由,民粹主义和霸权主义才是,对此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面对后疫情时代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中国方案是通过构建更大的自贸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促进共同繁荣,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和希望。【关键词】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中美关系 战略竞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图分类号】D61/D80 【文献标识码】A【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8.003网络首发时间:2021-05-28 15:44:14网络首发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0.1050.C.20210528.0956.001.html FRONTIERS23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是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或者亚当·斯密从分工入手构建的传统经济学,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将公有财产作为消除不平等的解决方案,都反映了西方人对世界和思维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与规律的探索,也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异质于其他学说,是因其有着鲜明的阶级属性和实践特征,以及在此之上构建起来的有着明确旨归的国家和历史理论。它一方面内在于西方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又是对西方理论体系的颠覆,所以才引起诸如米塞斯、熊彼特、波普尔、萨缪尔森、罗斯托、布坎南、诺斯等西方思想家的对话与交锋。波普尔指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伯林在他的《马克思传》序言中盛赞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最谨慎、也最摄人的批判”,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哈耶克、梅达华、薛定谔、波尔、莫纳德和艾克里斯都是波普尔的坚定支持者。另外一些思想家则相对客观得多,他们承认在某些方面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和启发。萨缪尔森认为,经济思想史方面“标准的高深著作”当属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而熊彼特正是在这一著作中将马克思称为“第一流经济学家”,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还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1986年,布坎南因将经济方法运用于政治过程研究并创建公共选择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布坎南获奖的前一年,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就曾指出,从马克思对“历史的经济解释中”可以“看到今天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萌芽”。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外在于西方思想,还是西方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推导和实践方案,更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指明方向。作为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容得下任何批评和质疑,然而,社会主义被打上“危险”的标签却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学说,而是因为它在百年来被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家付诸实践,并给其带来了飞跃式的发展。坦率地讲,西方国家怕的不是社会主义思想,而是怕非西方阵营的发展壮大。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领导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并指导巴黎公社的社会主义早期实验时,西方没有集体恐慌,反而有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因看到了人类的前途和希望而欢欣鼓舞。当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继而成为欧洲第一强国时,西方的态度开始变得复杂许多。当时,一边是美国领导的“北约”,一边是苏联领导的“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抗,同时也使世界的左右两翼力量维持均衡。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则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发生着变化。1972年中美建交,几年后,在吉米·卡特总统任期内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半个世纪以来,尽管中美有矛盾冲突,但是接触和合作还在首位,直到特朗普任总统期间情况发生明显变化。2019年库尔特·坎贝尔和杰克·沙利文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宣称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如今,他们两人一个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一个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中美的紧张关系不仅已公诸于众,还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有人认为这是意识形态分歧使然,但即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左翼思想家也层出不穷。霍布斯鲍姆、沃勒斯坦、阿明、阿多诺、齐泽克、高兹、大卫·哈维、阿甘本等人,都以鲜明的左翼立场出现,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就是在当代美国,不仅有伊丽莎白·沃伦和伯尼·桑德斯这样的左翼人士活跃于众,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左翼思潮的拥趸。据2019年11月在线杂志《联邦主义者》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称,美国年轻人中至少1/3支持共产主义,70%会投票支持一位宣扬共产主义的候选人,57%认为《共产党宣言》比《独立宣言》更能“保障自由和平等”。2019年盖洛普民调也显示,美国青年人中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的已达一半左右。哈里斯民调则显示,在18~24岁的 24 学术前沿 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IMPORTANT ISSUES年轻人中,六成左右明确支持社会主义,49.6%则表示不排斥“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可见,西方社会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分歧或许只是借口。问题的根源恐怕还是在经济,即中国的快速发展令世界震惊。作为西方阵营的老大,美国感到威胁,因此对中国极尽打压之能事,这反映了其霸权思维和自私心态。中国用40年时间走完了某些国家上百年的发展之路,组织得力和行动高效不得不令人思考其体制的优越性。反观美国,疫情之下两大法理支柱——自由和民主都受到冲击,无所不在的社会不平等更加剧了其内部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无力解决国内问题,于是甩锅给外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这正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做法。社会主义不是割裂东西方的理由,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才是,理智的人们不可不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互鉴共生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它的内涵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没有给出社会主义的明确定义,而是分析了在经济上可以表现共产主义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2]这也是列宁的看法,所以他在十月革命后的过渡期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时期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阶段,有俄罗斯学者认为其重要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国家在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集中管理;指令计划;统一的国家经济综合体;动员性质;最大的自给自足(尤其是在尚未建立社会主义阵营的时期);主要关注自然(物理)指标(成本起辅助作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局限性;生产资料生产与商品生产相关行业的加速发展;对劳动物质和道德激励的结合;不允许非劳动收入和过剩的物质财富集中在个人手中;确保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分配的社会性质等。[3]“斯大林模式”对中国产生过很大影响,对“一大二公”的追求即在其中。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处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阶段,它既留有资本主义的某些痕迹,也具备共产主义的一些特征,而这两者孰轻孰重、比例多少,由现有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对于这一点,苏联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都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一方面,历史已经证明,脱离现实的经济基础、脱离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不从实际出发,全面借鉴采用资本主义体制、制度和措施,也不叫社会主义。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带有一种混合所有制的特征。中共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从实际出发,对我国现阶段应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所有制做出的准确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4]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让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公平竞争,“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