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评论》亚洲产业链：现状、演变与发展趋势*李颖婷崔晓敏本文基于传统贸易和增加值贸易数据，讨论了亚洲产业链的现状、演变及发展趋势。过去二十多年间，亚洲产业链快速崛起，带动全球产业链从“亚太—欧非”两极模式逐步演变为“三足鼎立”的局面。亚洲产业链具备资源禀赋多样化、制造业层级梯度化、区域内贸易往来密切等特征。区域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及生产过程呈现国别“雁阵”的演变轨迹，但技术密集型产业仍主要由发达经济体掌控。2008年后兴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对亚洲产业链既有总量上的负面影响，又加速其内部结构调整。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强化了已有变化趋势。在内外因素的合力下，亚洲产业链将向多元化和区域化推进，区域内产业关系将更趋于互补，各国有望在高科技领域加强合作。关键词：亚洲产业链逆全球化多元化和区域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贸易成本的不断下降，以中间品贸易和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产业链快速发展。[1]从一个经济体单独制造到多个经济体协同以及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的再配置，全球产业链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各经济体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融入全球化生产分工。发达经李颖婷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Email：yingtingli95@163.com；崔晓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开放市场下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出口份额”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提出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1]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是三个相互联系但未被清晰界定的概念。贺俊在“从效率到安全：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及应对”一文中提及：价值链是指研发、制造、销售等创造价值的活动；供应链强调企业间产品或服务的投入产出关系或上下游关系。狭义的产业链包括价值链和供应链两个方面，而广义的产业链除了狭义产业链外，还包括产业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采用的产业链概念泛指亚洲主要经济体内部和之间的价值创造和投入产出关系。贺俊：“从效率到安全：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及应对”，《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5期，第79~89页。145 济体将一部分生产工序外包到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扩大生产，另一方面为服务不断成长的发展中经济体提前布局。发展中经济体通过承接外包工序，一方面促进就业并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学习并积累本国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本和技术。随着全球产业链日益复杂化，产业链上的生产和供应商与最终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无法通过传统的进出口贸易指标进行解读。因此，有必要基于产业链分析方法，重新梳理各国和地区的资源禀赋与贸易结构的关系。在近五十年的发展中，全球产业链经历了从早期的快速发展，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涌动的转变。1970年以后，全球化生产开始兴起，贸易的目的不仅为了满足当地消费，以进口促出口、以各国优势资源服务全球市场的生产方式开始萌发。同时，全球化生产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并得到多国的普遍认同。然而，在快速发展之后，全球产业链的增加值占比出现回落。根据约翰逊和诺格拉的核算，1970－1980年全球出口中的增加值占比从80%以上降至75%以下，1980－1990年平缓回升，1990年以后持续快速下降，从1990年的77%左右下降至2008年的65%左右。[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欧美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国际贸易往来下降。特别是2011年之后，七国峰会（G7）国家与主要新兴经济体在产业链中的参与度明显下降。尽管全球产业链在2017年回暖，但并未恢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水平。[2]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大幅上升，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调整进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进一步引发各国对产业链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广泛担忧，加速了一些经济体对医疗、高科技等关键产业全球生产据点布局的调整。《2017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将全球产业链按照地理分布划分为亚洲、欧洲、北美等几个部分，其中“亚洲工厂”是以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为核心的区域产业链，“欧洲工厂”是以欧洲国家为主体的区域产业链，“北美工厂”是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为核心的区域产业链。[3]欧洲和北美国家多为发达经济体，主要负责高技术产品和科研创新；亚洲有较多发展中经济体，其主要负责初级产[1]Johnson,R.C.,and Noguera G.,“Fragmentation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 over Four Decades”,No.w18186,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2.[2]World Trade Organization,“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2019: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upply Chain Trade,and Workers in a Globalized World”,April15,2019.2000－2017年区域内增加值贸易数据均采用《2019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的测算结果。[3]World Trade Organization,“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2017:Measuring and Analyzing theImpact of GVC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2017,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9593License:CC BY3.0IGO[2020-03-20].李颖婷崔晓敏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146 品和低技术加工品生产，但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少数亚洲经济体在部分高科技产品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过去二十年，全球产业链最大的变化来自亚洲，亚洲最大的变化则来自中国。一方面，区域内贸易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在亚洲最为明显。[1]2000－2017年，亚洲产业链的区域内增加值贸易在总贸易中的占比从40.3%提高至46%。[2]另一方面，北美、欧洲与亚洲产业链间的联系不断增强。2000－2017年，北美和欧洲总体的区域内增加值贸易占比下降，但是与亚洲产业链的贸易联系逐渐增强。中国逐步成长为亚洲产业链的枢纽，并与北美和欧洲产业链（分别以美国和德国为枢纽）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Akamatsu）在研究日本棉纺织业的产业形态时发现，出口刺激了对纺织机械和纺织器具的需求，使轻工业带动重工业，形成“产业雁阵”。[3]这一理论后来被用于描绘亚洲区域内产业链演变进程。具体而言，日本作为领头雁率先实现工业化，之后将劳动密集工业转移到其他亚洲经济体，并且在20世纪60-70年代带动“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的经济发展，在20世纪80-90年代带动“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利用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从亚洲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制造型经济体逐步成长为世界制造工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中国大陆劳动力成本的提升，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越南、柬埔寨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亚洲经济体转移，进而推动亚洲地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本文重点关注亚洲产业链的现状及演变，分析外部环境变化对亚洲产业链的冲击，并在此基础上研判亚洲产业链的发展方向。后文安排如下：首先，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贸易数据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本文的区域产业链划分参照2017年和2019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及其他文献研究。从理论上讲，亚洲产业链包括除西亚外的所有亚洲经济体。从统计上讲，传统贸易数据包括所有地理意义上的亚洲经济体，而增加值贸易核算基于WIOD数据库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跨国投入产出表，受数据限制仅覆盖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孟加拉国以及中国台湾11个经济体。[2]从全球价值链核算方法看，中间品贸易与增加值贸易是不同的概念。中间品贸易与最终品贸易的核算是基于边境统计法，并且共同构成总贸易；增加值贸易的核算则需要在边境统计法的基础上，剔除他国贡献的增加值以及重复计算。在拥有数据的情况下，本文的分析尽量使用增加值口径的统计，否则就用边境统计法下的中间品贸易指标作为替代。亚洲产业链的区域内增加值贸易占比数据是对《2019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第一章“全球生产和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模式”（Recent Patterns of Global Productionand GVC Participation）测算的前向和后向参与度，进行加权平均之后得到的结果。[3]Akamatsu,K.,“Waga kuni yomo kogyohin no boueki susei”,Shogyo Keizai Ronso,13:129-212,1935.亚洲产业链：现状、演变与发展趋势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2期147 的增加值贸易数据（TiVA），分析亚洲产业链的总体情况、亚洲代表性经济体贸易结构转变以及产业链位置特征。其次，探讨逆全球化浪潮、美国政府贸易政策、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环境变化对亚洲产业链的冲击。最后，进一步从国别和产业两个维度讨论亚洲产业链的发展方向。亚洲产业链的现状及演变本部分从全球和亚洲两个视角讨论亚洲产业链的现状及演变。基于全球视角，关注亚洲与其他产业链在区域间的贸易往来及相对位置变动。基于亚洲视角，则关注亚洲主要经济体在亚洲产业链的内部位置及其与中国的产业链关系。（一）从全球看亚洲随着亚洲区域内贸易的不断增加，以及与美国、欧洲间贸易往来的愈发紧密，全球产业链逐步从“亚太—欧非”两极模式向北美、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格局转变。[1]鞠建东和余心玎也发现，国际贸易、中间品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结构出现三极分化趋势，形成以美国、德国和中国为中心的北美、欧洲和亚洲区域性集团。[2]具体而言，1995年大多数亚洲经济体依附以美国为首的“亚太社团”，形成以美国为中心、日本为副中心的亚太产业链。中国内地处于“亚太社团”的外围，仅与日本、美国和中国香港存在较密切的外贸联系。欧洲和非洲国家依附以德国、英国和法国为核心，瑞士、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为副中心的“欧非社团”。而到2015年，亚洲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强，逐步从“亚太社团”中分离，形成了与欧美产业链规模大体相当的亚洲产业链，并以中国大陆为中心、以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为副中心。此时，北美产业链仍然以美国为中心，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北美自贸区的带动下与美国联系日趋密切，其外围还包括巴西等南美洲国家。而欧洲产业链中，德国的贸易地位逐渐凸显并成为区域枢纽，英国和法国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这一时期的全球产业链调整呈现出两方面的鲜明特征。第一，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间的贸易往来加强，尤其是欧洲和北美与亚洲产业链间的贸易往来明显增加。2000－2017年，欧洲与亚洲的增加值贸易往来[1]蒋小荣、杨永春、汪胜兰：“1985－2015年全球贸易网络格局的时空演化及对中国地缘战略的启示”，《地理研究》，2018年第3期，第495~511页。[2]Ju,J.D.,and Yu X.D.,“China’s Opening up after40Years:Standing at a Historic Turning Point”,China & World Economy,26(2):23-49,2018.李颖婷崔晓敏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148 占比由11.3%上升至16.6%，而与北美的往来占比则从13.5%下降至10.6%。[1]类似地，北美与亚洲的增加值贸易往来占比也从2000年的19.3%提升至2017年的21.6%。在跨区域贸易中，除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