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动态 总第五十九期 2023年4月第2期 1 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埃德蒙·戈麦斯等《中国在马来西亚：政商关系与投资流动新秩序》，探讨中国直接投资增加所带来的中马关系变化与政商关系新形式 编者按: 伴随着中国在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中马两国关系和马来西亚政商关系都在发生变化。马来西亚作为我国周边的重要国家，以其内部视角对于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而言研究意义重大。《中国在马来西亚：政商关系与投资流动新秩序》（China in Malaysia: State-Business Relations and the New Order of Investment Flows）一书以马来西亚经济学人、政策制定参与者的视角讨论了过去几年里马中关系的深化，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向马来西亚投资以及中马企业间关系的影响。 本书对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进行了分类，包括国家间、国家与私人、私人与私人以及仅由中国公司进行的交易等，这些投资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国家政府、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关系。本书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中中国投资在马来西亚的七个案例，包括三个合资项目和四个由中国公司独资经营的项目。基于这七个案例，作者发现，首先，在机构设计方面，每个国有企业与企业间关系的决策都更倾向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人公司，而不是马来西亚的政府控股公司和私人公司。这是由包括财务能力、技术、专业知识和物流网络等各种因素所导致的。其次，马来西亚政府在形成产业项目和高科技项目方面没有明确的政策方向。此外，大多数这些合作项目都是由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提供资金支持。本书还分析了这些投资对生产网络和马来西亚本土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在书中的许多案例中，这些合作项目虽然有明确的形成区域及全球供应链和生产网络的努力，但仍然受到中国公司的主导，而马来西亚政府在形成生产网络方面的作用并不清晰，马来西亚本土中小企业也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最终无法得到有效发展。 总而言之，本书填补了之前有关中国在马来西亚投资的研究空白。以往的研究更集中于“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各国的大型基础设施和建筑项目，而忽视了更为具体的民间企业交流项目。本书采用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以探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和行为，从马来西亚政治经济学学者、区域经济投资政策制定参与者的角度，给出了中马经济合作的报告与展望。 区域动态 总第五十九期 2023年4月第2期 2 《中国研究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2022年刊载日本国立政策研究研究生院（GRIPS）助理教授林冠妮（Guanie Lim）为埃德蒙·戈麦斯（Edmund Gomez）、谭秀妍（Siew Yean Tham）、李然（Ran Li）和张基卓（Kee Cheok Cheong）的著作《中国在马来西亚：政商关系与投资流动新秩序》（China in Malaysia: State-Business Relations and the New Order of Investment Flows）所写的书评。该书作者埃德蒙·戈麦斯系马来亚大学经济与行政学院教授，谭秀妍系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来西亚和国际研究所（IKMAS）教授兼副所长，李然为马来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高级讲师，张基卓为马来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全文编译如下： 该书提供了一个简洁明了但又难以阐明的问题：中国在马来西亚工业部门的投资是如何重塑该国政商关系的？并如何由此为马来西亚相关利益方提供不同形式机会的？其试图通过仔细查阅各种统计数据库和相关资料，理解它们对发展的影响以回答上述问题。该书的创作灵感来源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在马来西亚投资环境中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该书行文主要基于涉及中马经济联系的最新学术研究，作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研究是由相关领域的四位顶尖学者所开展的。除了学术界研究，该书还吸收了在公共以及私人领域其他专家的观点和见解（参见序言和致谢部分）。 该书在三大方面贡献卓著。其一，关于中国资本在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地区输出的既有研究多着眼于对当地基础设施发展进行分析。鉴于所涉及到的庞大体量和资金消耗，这些项目被媒体和研究团体广泛关注就变得不难理解了。然而这间接地在当地工业部门中的中方资 区域动态 总第五十九期 2023年4月第2期 3 助项目上造就了一种学术上的疏漏。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些中方投资已经流向了工业领域，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团（Zhejiang Geely Holding Group）2017年收购马来西亚标志性的“国民”汽车公司宝腾控股（Proton Holdings）49.9%的股份，以及2014年由广西企业组成的财团在彭亨州（Pahang）建立联合钢铁工厂（Alliance Steel plant）。这两项投资连同在工业领域的其他五项投资在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得到了充分的讨论。 其二，与前一点相关的是，该书阐明了中国投资流入马来西亚所造成的政商关系的异质性。如前所述，中国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了广泛关注；这些项目主要由一些国有工程建设企业（SOEs）开展。迄今为止的研究强调这些国有企业尽管名义上受国家监管但在开展此类项目方面时是相对自主的。换言之，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利益已经向国有企业的商业目标妥协。这为那些渴望与中国建立更紧密关系且有抱负的经济体带来了不同类型的机遇（和挑战）。此外，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与在外的国有企业一样雄心勃勃。其海外拓展的动机包括应对国内经济放缓的态势、开拓新兴市场、规避资本管制等等。在揭示中国民营和国有企业集团及其与马来西亚各种联盟伙伴互动的同时，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仔细研究塑造长期结构转型的各种制度架构的途径。 其三，该书揭示了中国在马来西亚重大投资所导致的金融-产业联系。与既有研究主要捕捉此类投资进入该国前的动态不同，该书通过捕捉它们进入该国后的发展（包括积极和消极）并将其理论化，丰富了我们的理解。在此过程中，该书还就马来西亚政府的角色进行了评论，阐明了在这些交易中，政府的“援助之手”“无形之手”“掠夺之手”和三者的结合。该书的论点——马来西亚政府没有制定明确的政策以适当地嵌入来自中国投资者的溢出效应，尽管很难受到反驳，但可以指出这样的发现并不完全令人惊讶。长期以来，马来西亚一直对其地区最自由经济体的身份引以为傲。事实上，在20世纪80至90年代东南亚国家高速增长时期，马来西亚曾受到外国投资者的青睐。从那时起，除了少数例外，马来西亚总体上保持甚至加强了对全球投资者的开放。不幸的是，这种宽松的监管环境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无法更有力地从全球投资者那里获取技术知识。 尽管该书有各种优点，但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大保护伞下，主流研究理论化相对欠缺。尽管该书正确地强调了国家在中国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但在更全面讨论其在马来西亚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学术发现方面仍有足够的空间。该书的另一个小问题是它的引用——一些在正文中引用的作品没有出现在参考文献中。 区域动态 总第五十九期 2023年4月第2期 4 总之，该书为政治经济学学科，尤其是对以中国、马来西亚以及东南亚经济事务为中心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有兴趣了解一个新兴的中国如何为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普通读者以及专业读者而言，该书都是值得推荐的信息来源。或许更重要的是，该书还鼓励未来几代学者“奋发向上”，在探索中寻求解决方案，以便更好地将“全球南方国家”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重要的资本输出有机结合。 （英文原文见Lim, Guanie. 2022. China in Malaysia: State-Business Relations and the New Order of Investment Flows (Book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13(1): 125-127. 编译有删节，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马来西亚研究》（Kajian Malaysia）2022年刊载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陈怡华（Chin Yee Whah）为埃德蒙·戈麦斯（Edmund Gomez）、谭秀妍（Siew Yean Tham）、李然（Ran Li）和张基卓（Kee Cheok Cheong）的著作《中国在马来西亚：政商关系与投资流动新秩序》（China in Malaysia: State-Business Relations and the New Order of Investment Flows）所写的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自21世纪头十年中期以来，中国在海外的经济存在、政治关系和软实力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和政治话语分析的热门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不同国家的经济存在有助于确保其工业扩张所需的自然资源，为其消费品打开外国市场，提升其文化软实力，并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在此背景下，非洲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陆。21世纪头十年中期至今，有很多著作都记载了“中国在非洲”的故事。 《中国在马来西亚》一书则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深入评估，并提供了七个案例研究，涉及汽车、钢铁、纺织、太阳能、轨道交通制造、电子商务和工业园区等不同类型的投资。该书篇幅不长，但却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合作机制进行了分析，而这是西方主流海外投资理论鲜有涉及的。该书的四位作者中，有三位是马来西亚知名经济学家，他们就中国企业对马来西亚经济的直接投资进行了深入评估。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作者的分析紧扣马来西亚和中国投资者的视角。这些分析并未完全采用纯粹的经济框架，而更多的倾向于政治经济学路径。案例分析部分重点 区域动态 总第五十九期 2023年4月第2期 5 考察了政商关系（SBRs）的历史背景以及它们与中国国有企业（SOEs）的联系。该书提供的证据表明，涉及中国国有企业和马来西亚政府关联公司（GLCs，译注：GLC是与亚洲企业有关的术语，特指其中部分股份由政府拥有的公司）的政商关系，表明了一种新战略，这与占支配地位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存在本质差异。不同于明显脱离国家影响的西方跨国公司，这些政商关系在中国国企和民营企业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进而导致一些合资企业存在争议。 政商关系被分为“国家-国家”“国家-国家-私人”“国家-私人”和“私人-私人”关系。对七个案例研究的评估揭示了三大主要发现。其一，在中国政府具有决策影响力的企业之间的权力分配存在差异。其二，中国国有企业在为工业合资企业融资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三，政策设计和金融架构的主导地位对知识和技术转移、生产网络和供应链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从而将当地中小企业（SMEs）纳入中国区域产业生态系统。然而研究显示，在所有情况下，都没有证据表明知识和技术转移到当地公司。评估显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对当地汽车、钢铁、纺织、太阳能和铁路运输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发展做出了贡献。在这些案例研究中，只有宝腾（Proton）在中国吉利（Geely）汽车公司扭转亏损的汽车项目后，展现了一些积极成果。与西方跨国公司向马来西亚当地公司，特别是电气和电子分部门间接溢出的知识和技术相比，讨论中国在马来西亚投资（为当地带来知识和技术转移）的理想成果可能还为时过早。 “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正式启动，但该书涉及到的一些中国企业在2013年之前就已经在马来西亚出现。只有一个案例（马中关丹产业园，Malays